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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芝搬进易先生家后与易太太成为朋友，经过两年精心铺排，成功勾引易先生到一家珠宝店，由同谋下手刺杀对方。但关键时刻佳芝对易先生动了真情，当杀手到达珠宝店外时，佳芝的感情压过了理智，竟通知易先生逃跑。易先生虽然因佳芝救了他一命而一刻感动，但脱离险境后，他还是动了杀机，安排封锁珠宝店一带将之赶尽杀绝。 就这么突然间一刹那的感觉：“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王佳芝放跑了汉奸易先生，两年的精心设局归于失败、她自己也上了断头台。在张爱玲心中，女人就是这样，永远是感性的和感情的动物，这一刹那“真爱”的感觉，两年的精心设局也忘了、同盟挚友也忘了、爱国热情也忘了、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忘了，只有这一刹那“真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一“真爱”，整个世界及生命都是可以放弃的了。 国际著名导演李安有感于这个谜一样错综复杂的感情故事，2007年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色戒》。 《色戒》是张爱玲唯一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写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才发表，30年间修改过数次。尽管在大陆这部小说不太受关注，却是张爱玲自己极为看重的作品。这个缠绵悱恻的故事脱胎于历史上1939年上海著名的“丁默村郑苹如案”，事件的真实经过远远比小说当中更加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上海滩知名美女 小说中王佳芝的原型人物郑苹如，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祖籍浙江兰溪，是中日混血儿。 其父郑钺，字英伯，早年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从孙文革命加入同盟会。后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母亲木村花子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持同情态度，婚后随郑英伯来华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改名郑华君。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 第一章 舍身除奸美女杀手郑苹如传（2）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郑苹如一家由于母亲是日本人的关系得以继续留居上海。郑家当时住在重庆南路205弄的万宜坊，与邹韬奋家为邻，这里曾居住过许多名人，其中包括作家丁玲、张天翼等。郑英伯成为陈果夫的侄子、国民党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的重要助手，抗击日本对华侵略。 当时郑苹如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她容颜端丽，举止斯文，气质柔美，颇有大家闺秀风采,是上海滩有名的美女。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上海最具影响力的第一画报《良友》7月号第130期就曾以她的照片作为封面，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受家庭和时局的双重影响，郑苹如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国民党中统，成为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担任抗日的地下工作。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凭借着青春貌美，加上通晓日语的女学生身份，郑苹如很快就打入了日本军统官员的内部，周旋于日寇重要军政人物之间。 善于交际的郑苹如在日伪高层社交圈活动时，曾和日本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亲重的介绍，结识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 绑架日本首相之子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突然失踪了！消息刚一传出就被封锁了，日方派出人员秘密的查找近卫文隆的去向。后来，近卫文隆总算平安归来，但这不是一场虚惊，而是郑苹如精心策划的一起政治绑架。 近卫文隆原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毕业后他来到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供职。过惯了美国夜生活的近卫文隆不甘寂寞，经常到市中心娱乐场所消遣，厮混于上海滩夜总会。很快，通过日本和谈代表早水亲重的介绍，他认识了郑苹如，深为郑苹如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坠入情网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近卫文隆时常邀请郑苹如到上海滩各大夜总会游玩，对她大献殷勤。由此郑苹如曾策划绑架近卫文隆，意图通过控制近卫文隆要挟日本，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那天，两人从巴拿马夜总会出来，郑苹如提议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去玩，想把他软禁起来。色迷心窍的近卫文隆没有丝毫怀疑就随郑苹如走了。 重庆方面得之这一情况后，因恐怕事与愿违把近卫首相推向强硬派一边反而遭到日本军方报复，下令郑苹如放弃这一危险的计划，她方罢手。这才使得近卫文隆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逃脱了这一场成为政治肉票的劫难。这一史实也已在日文著作《历史的证言》中得以披露。 郑苹如是位极为优秀的情报人员，她在日本方面提前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曾经在1938年8月和12月最先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国民党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建立汪伪政权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情报。此后情报组更加看重她，所以后来他们把制裁汉奸丁默村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 丁默村被刺案始末 丁默村原是国民党特工系统的人物，跟随陈立夫、陈果夫“CC派”大搞特务活动。军统组建后，丁默村出任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戴笠（二处处长）、徐恩曾（一处处长）相当。丁默村诡计多端，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叛党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但丁默村为人处事锋芒过露，遭到戴笠忌恨。戴笠执掌军统大权后，借机构改革之名，撤销第三处，削夺了丁默村的实权。丁默村郁郁不得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少将参议丁默村从昆明逃往上海日占区，在汉奸李士群撮合下遂投靠日本人，破坏抗战。 其时，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租界地区成为“孤岛”。日方给丁默村的任务是“制止租界内的反日活动”，开展“与汪兆铭（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作”。1939年2月，李士群和丁默村为首的特工组织建立，总部设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丁默村担任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丁默村在上海大肆破坏抗日组织，血腥镇压抗日人士。由于他对中统与军统的内部机构及活动规律一清二楚，因此在特工战中，中统与军统常常遭到致命的打击。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其特务机关抓紧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村。 第一章 舍身除奸美女杀手郑苹如传（3） 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村好色这一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貌美能干的郑苹如自然成为这一计划当然不二的执行者。 郑苹如与丁默村曾有过“师生之谊”，早年郑苹如在民光中学上学时，丁默村任该校校长，两人早就有过一些交往。 利用这层关系，郑苹如设计在驶往外滩方向的电车上“巧遇”丁默村以消除他的疑心。两人相遇后互叙师生旧谊，相谈甚欢，闲聊之际，情意若隐若现。分手时，丁默村给郑苹如留下了电话号码。此后，两人频频约会。 由于丁默村身为汪伪特工头子，时常幽会既不方便，也不安全，索性将郑苹如安排为秘书，她便能以秘书身份自由出入伪特工总部，以此掩人耳目。然而沪上风月场中，皆知二人其实为情人关系。 丁默村对自己的学生、貌若天仙的郑苹如十分宠爱。这个老色鬼以为郑苹如是贪图他现在的权势，愈发得意，在她身上花钱如流水，事事依从，形影难分。他哪里知道这个貌似涉世不深、恃宠成娇、贪图金钱的妙龄少女正把自己引向中统特务的枪口。 不过老奸巨猾的丁默村一向戒备严密，他与郑苹如相会，一向都是由他安排苹如依约见之，而苹如相邀，他则往往虚与委蛇，借故推辞，所以中统一直找不到机会对丁默村下手。 在1939年冬，中统特务组经密商，决定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做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沪西参加朋友宴会，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中统特务得之这一情报后立即作好了中途截杀丁默村的计划。郑苹如这天特意打扮得花枝招展、浓香袭人，赶到沪西陪丁默村赴宴。 宴会结束后，丁默村说要去虹口，苹如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先送苹如去南京路。当汽车驶至静安寺路戈登路口（今江宁路）路过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柔声细语地对丁默村说：“圣诞节就快要到了，我想买些新衣服。老师能否陪我去西比利亚毛皮商店选购件大衣？”丁默村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他又心想郑苹如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索要圣诞礼物，于是他便放下疑心随她下车。 两人携手走到皮货店门口时，特工出身警惕性很高的丁默村就觉察到周围气氛有些异样，他看到皮货店周围马路上有几个不明身份形迹可疑的人徜徉顾盼好像有所企图。当下丁默村就意识到有刺客，然而狡猾的他依然不动声色地陪郑苹如走进店堂。 进店后伙计赶忙过来殷勤招呼，丁默村就站在一旁陪苹如慢慢挑选。正当苹如在试穿一件貂皮大衣的时候，丁默村叼起一根香烟，借掏火点烟之际突然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一把散于店中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拉开店门，仓皇夺路窜向停在店外马路对面的小汽车。郑苹如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暗杀人员，没有料到丁默村会不等东西挑好，就一个人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了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丁默村纵身跃入防弹专用小车，急令司机驾车逃离。这边枪手们措手不及，慌忙掏出枪来胡乱扫射一番，子弹打在车身上“■■”直响，留下十几个弹孔，但没有伤及车内的人。丁默村毫发无伤，扬长而去，暗杀行动就此功败垂成。 如此败招，已然引起了丁默村对郑苹如的怀疑，事实上已经暴露了郑苹如的特工杀手身份和行刺目标，暗杀不宜再按原计划进行下去。但是郑苹如不甘心就此收场，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完成刺杀计划。 郑苹如先是打电话给丁默村，把枪击事件说成是“意外”，称丁是因为从事“和平运动”而遭重庆政府的暗算，由于自己一时兴起想买皮衣才给了暗杀者以可乘之机，而事情与她确实无关，甜言蜜语向丁默村问候平安。丁默村电话中语气平稳，谈笑一如平日，对郑苹如的安慰表示感谢，两人还相约共度圣诞夜。 第一章 舍身除奸美女杀手郑苹如传（4） 这通“情投意合”的电话让郑苹如觉得丁默村还迷恋着她，没有对她产生怀疑，由此产生进一步冒险的念头。但此时她已不便再以秘书身份进入汪伪特工总部，约丁默村外出的故伎也不宜重演。郑苹如反复思量，决计在圣诞节这一天两人约会时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前往汪伪特工总部，准备伺机下手。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她找来熟识的日本宪兵分队长陪同，以避开门卫的盘查和猜疑。她以为有沪西宪兵队的这个“小太上皇”同行，76号即使怀疑也不便于抓她。 不料，丁默村和郑苹如的电话已被李士群监听。当李士群得知郑苹如在日本宪兵分队长的陪同下来看丁默村，立即请驻76号的日本宪兵头头涩谷准尉叫出那个沪西的宪兵分队长，告之以实情。郑苹如进入特工总部，还未见到丁默村，就被李士群的心腹扭获，押解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汪伪特工第一大队驻地。 而后，李士群的亲信故意将丁默村贪色遇刺一事透露出去，成为沪上轰动一时的新闻，大报小报纷纷刊载，对于这起“桃色恐怖事件”的原因更是众说纷纭。当时《申报》等沪上报刊者都以为郑苹如是为情所困预杀害丁默村，事件纯属“情杀”。 报刊把凶杀案作为“桃色新闻”大肆宣扬，一来是出于新闻轰动效应的需要，渲染色情与凶杀，迎合小市民猎奇的口味。二来郑苹如长得清秀斯文，新闻界和普通民众都不相信如此一个纤弱女子居然能设计刺杀汪伪特务头子，幕后或许还有好戏。 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那么为什么李士群会监听丁默村与郑苹如的电话，下手逮捕郑苹如并将丁默村遇刺案公布于众呢？这要从李士群与丁默村在汪伪特务系统内部的权势之争讲起。丁默村被刺一案实际上成为两人政治较量的砝码，郑苹如则成为两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的“艳电”后，李士群被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起用，与汪精卫合作为日本军统效力。之后李士群找到极具特工才能但又在国民党军统内部遭到戴笠排挤的丁默村，一起联手在上海建立起伪特工组织。 李士群与丁默村的联合起初是出于互相利用，一旦在汪伪集团中站稳脚跟，两人便开始钩心斗角，互相排挤。1939年5月的伪警政部长职位之争，使他俩的权力倾轧从暗中浮出了水面。当时，汪精卫内定由丁默村担任部长，李士群担任政务次长。李士群当汉奸的资格比丁默村老，对屈居丁默村之下耿耿于怀，处心积虑要搞垮丁默村。 1939年12月发生的丁默村被刺案，正好给了李士群一个绝好的机会。李士群想借机打击丁默村，不但监听丁默村和郑苹如的电话，还派亲信逮捕郑苹如，进行秘密审判。 郑苹如在刚开始接受审讯时则一口咬定自己是“情杀”，拒不承认自己是“重庆方面的人”，声称丁默村与她相好后，又别有所恋，她心有不甘，就用钱请人开枪恐吓他。后来不得已之下，郑苹如供认了自己中统情报人员的身份，为重庆方面工作。 李士群为了追查有关线索，把郑苹如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郑苹如烟视媚行，劝诱林之江与她一起逃离上海。林之江虽然不为所动，但也不敢与苹如对视。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曾前往探监，晓以生命无常之理劝郑苹如投靠日伪政权，然郑苹如不为所动。后来他们又以郑苹如为人质，要挟其父郑英伯，希望他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郑英伯以病婉拒。 汪伪政府的首脑人物恼羞成怒，对重庆当局不择手段暗杀己方大员非常恐惧恼恨，一致主张非杀郑苹如不可。虽然丁默村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郑苹如之死地。但他行事不慎遇刺在先，被政治对手抓到了把柄，已经颇遭攻讦，故也无力救苹如。 1940年2月，汪伪政权下达了对郑苹如秘密执行枪决的命令。由林之江担任行刑官，押着她到沪西中山路附近的荒郊旷地上执行。在解押郑苹如上车时讹骗她是解赴南京，不久即可开释。等到押车抵达中山路一片荒地要她下车时，她已经知道这里就将是她的殒命之地。 但是郑苹如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了一口气，对林之江说：“白日青天，红颜薄命。你我有数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为晚。若君无意，则有死而已。惟勿枪击我面，坏我容貌。” 林之江对此一代红颜，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前。枪声起处，郑苹如连中3枪，血溅荒郊，一位温婉娴淑的女子就此为国殉身，年仅23岁。郑振铎先生曾称颂她：“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身后正名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来保释女儿，听闻郑苹如死讯后一恸成疾，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 郑苹如的大弟郑海澄原在日本学习飞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从日本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日军旅，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 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 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木村花子的中国名字）女士于1966年以80高龄病逝于台湾。 汉奸丁默村则因贪色和违反特务条规，声名狼藉，在与李士群的权力争斗中败下阵来，在郑苹如被害不久后便被排挤出汪伪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丁默村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枪决。 张爱玲曾听其夫胡兰成（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讲述过郑苹如施美人计的情由，于是她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写成了小说《色戒》，从女性的角度对故事主人公之间扑朔迷离的感情加以渲染。然而，小说毕竟替代不了事实，现实中年青的烈士郑苹如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爱国诗篇。 郑苹如以身报国的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外界所知，郑苹如本人则被诬陷为“迷恋汉奸情人”，死后一度备受谴责。而后事件最终真相大白，郑苹如是舍命除奸的女中豪杰，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这一奇女子的爱国壮举为敌后抗战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1） ·施剑翘十年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 ·施父施从滨被俘后，孙传芳将其斩首示众，并暴尸三日 ·施剑翘以报父仇为条件，嫁与军官施靖公为妻 ·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隐修居士林，信佛甚诚 ·施剑翘尽心准备亲身犯险，策划行刺 ·佛堂三声枪响，孙传芳脑浆四溅 ·施剑翘投案自首，法庭判刑七年 ·社会舆论同情呼吁，冯玉祥、李烈钧等公开上书请求，一年后获特赦 ·出狱后，施剑翘皈依佛门，致力于抗日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许，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声，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应声中弹倒地，登时毙命。由此爆出一条特大新闻，当日《新天津报》发出“号外”称：“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平津为之轰动；次日沪宁各报也刊出了这条“血溅佛堂”的特大消息。曾经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生驰骋疆场，可他最后既没有死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抵抗革命军北伐的作战中，而是死在了一位女子的枪下。这位女子是谁，为何要杀孙传芳呢？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妨首先从大军阀孙传芳谈起。 “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之一。孙传芳家祖辈务农，家境贫寒，少时历尽坎坷。后来，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当二房夫人，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1905年，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1908年毕业，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变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1923年，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乘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10月25日，“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随后，得意忘形的孙传芳将施从滨枭首于蚌埠车站，以振军威。不过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为十年之后他遭到刺杀埋下了伏笔。 孙传芳对奉系军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其鼎盛时总兵力达20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海军和一支航空队。 1926年6月，北伐军北上，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经过数月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被迫“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多次奉劝孙传芳投降，孙传芳却坚持“讨赤”立场，拒绝谈判。11月，孙传芳微服简从，密潜天津，和张作霖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孙传芳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对抗北伐，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1928年春，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解体，所部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收编。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2）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寓居东北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为“客卿”，后来，又托辞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日渐疏远。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孙传芳初寓天津，刚开始很不习惯，这位在势力强大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一口气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现在，闲居天津，孙传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当时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时常和他联系，不断以政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孙传芳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蒋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国民党地方政权。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监控。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面，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3000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却大发慈悲，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正当世人对“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测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那么这个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的女子施剑翘，是个什么人呢？ 施从滨之死 这位女子名叫施剑翘，原名施谷兰，1906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生，时年30岁。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安徽桐城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新军第5师第10旅旅长。1912年任第1混成旅旅长，驻守镇江。1922年归奉系，历任济南镇守使、将军府恂威将军、山东帮办军务兼第47混成旅旅长等职。为官数十年，爱民爱国，秉性清廉，不治私产。 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浙江，伺机向北扩充地盘，此时，张作霖的奉系正在向南扩张，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冲突。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几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奉浙战争。孙传芳很快占领上海、南京。接着，孙传芳命谢鸿勋、卢香亭等率部往北推进。孙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苏、鲁地区暗无天日。张作霖得知失败的消息后，立即任命施从滨为安徽省善后督办，命令施从滨部率军迎战孙部。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3） 因为孙传芳部远来疲惫，施从滨连战皆捷，进展迅速。施从滨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下令乘胜追击，一意向前导致孤军深入。固镇一战，因为施从滨以前与山东总督张宗昌有矛盾，张宗昌未及时派人加以援助，导致施部陷入了孙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孙传芳为了保存实力，曾三次致电施从滨，并派人与之联络，想要说服施从滨前线倒戈，两军免于作战。而施从滨未加以理会。孙传芳恼羞成怒，下令全力进攻，将固镇附近的铁轨全部拆除，发誓要让施从滨插翅难飞。没过多久，施从滨部作战失利，施从滨和他的随从乘坐铁甲车仓皇撤退，车至断轨处倾倒，施从滨一等人被随后赶来的孙军俘虏。孙军的谢鸿勋打量着眼前须发皆白、戴着陆军上将军衔的70岁的施从滨，顿生敬意，专门派一名营长将施从滨送到蚌埠总司令部，还写了一份报告给孙传芳，要求对施实行优待。 施从滨被押解到孙军的总司令部，进门后向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孙传芳行了一个军礼。孙传芳素有“笑虎将军”恶名，此人外表总是笑容可掬，但其本性阴毒。孙传芳满脸堆笑，望着施从滨说：“施老，你好呀，你不是来安徽省督办的吗？那就快去上任吧。”“那只是张作霖的许愿。”施从滨苦笑着。怀恨在心的孙传芳脸色一变：“拉出去！”施从滨随即被推出来，交军法处审讯，决定立即斩决。部下高级将领劝孙传芳说，斩杀俘虏有违惯例，尤其是对施从滨这样的有影响人物，更是要慎重。孙传芳声色俱厉，执意要杀施从滨。卫队团长李宝璋把施从滨押到蚌埠车站南边旷野，执行了斩决。孙传芳将施的首级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三日，才命人草草入殓，抛入荒野。 施剑翘十年谋报仇 施从滨被杀的消息传到施家后，犹如晴天霹雳，全家悲痛欲绝，特别是他的女儿——20岁的施剑翘更是异常悲愤。出生将门之家的施剑翘，自幼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好读诗文，打得一手好枪法。她暗暗立誓一定要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当年，女子抛头露面尚且不易，要手刃孙传芳这号统兵百万、防卫森严的大军阀就更是难于上青天，可这位妙龄少女毫不灰心，坚定地踏上了一条复仇之路。 施剑翘找到时任烟台警备司令的堂兄施中诚，请求他帮助为父报仇。施中诚从小寄住在施家，深受施从滨的教诲。他长大成人后，施又出面请求张宗昌为他谋取了一个团长的职位。后来他步步高升，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施从滨父女对他可谓恩重如山，但他却因惧怕孙传芳的势力，考虑自己的前程而拒绝了施剑翘的请求。施剑翘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 1928年，施剑翘随母亲移居天津。这年的农历九月十七，是父亲遇害3周年忌日。施剑翘跪伏在父亲的遗像前，想到年复一年，大仇无法相报，不禁与母亲抱头痛哭。母女俩的哭声惊动了借住在施剑翘家的同乡同姓人施靖公。此人是阎锡山的中校参谋，来天津办事，因与施从滨有过交往，便借住在施剑翘家。他闻听哭声，来到母女俩面前，对施剑翘说：“我曾经受过施公的栽培，对小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如果小姐愿以身相许，我决心为施公报仇。”施剑翘此时已被复仇的火焰烧得心焦意乱，心想只要能为父报仇，什么委屈也能咽下。就这样，施剑翘决然冲破了同姓不结婚的藩篱，跟随靖公迁居太原。未曾料想，施靖公随着官运亨通，越来越贪生怕死，施剑翘几次催促，他都无动于衷。施剑翘又一次失望了，并于悲愤中写下诗句：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寻踪孙传芳 1926年，孙传芳在九江与北伐军作战，结果全线崩溃。四面楚歌声中，他谋求与老冤家张作霖合作。同年11月，孙传芳秘密化装，乘坐普通客车，由南京赴天津，参加张作霖主持的蔡园会议；12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总司令，驻守南京对抗北伐军。1927年8月，孙传芳在龙潭战役中，被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打得大败。1928年，孙传芳追随奉张退至东北，将家属迁至大连居住。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任命孙传芳为东三省军务总指挥，并在少帅府设孙联帅办公室。1929年11月，孙传芳以在大连的张夫人患病为由，常居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携全家来到天津租界寓居。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4） 转眼到了1935年，施从滨被杀已整整10年了。此时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世间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施剑翘坚信，自己虽是一介弱女子，又何尝不能做那非常之人要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手刃寇仇，一雪心头之恨。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孙传芳的隐匿，无形之中给正在追寻他的仇家女造成很大麻烦。施剑翘报仇心切，她到天津各家书局购买名人照片，希望看到仇人面目，结果一无所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施剑翘偶然遛到天祥市场二楼“铁算盘道人”的算命卦摊处，发现了孙传芳的照片，第一次认识仇人的面孔。 施剑翘的儿子施大利在法租界培才小学幼稚园部上学。这所幼稚园是有名的富家子弟学校，许多名门豪富和有头面的人都把孩子送进这所幼稚园。施剑翘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得知一个叫孙家敏的小女孩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又经探询始证实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之后她又顺藤摸瓜，暗中跟踪孙家的汽车，得知孙家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找到孙家地址，施谷兰即化装密至法租界32号路孙公馆熟悉情况，孙家副官闲谈中透露孙本人常在英租界20号路另一所公馆里。 夏去秋来，施剑翘兄长施中良的女儿考入英租界耀华中学。施借开学典礼之日到校参观，希望在这里发现孙家敏，果然在院中瞥见她。施设法与其接近，通过有目的的谈话，施又了解到孙传芳经常在星期六与周氏夫人带孩子去看电影或听大戏。施从耀华学校中学部出来顺便观察了孙家敏乘坐的汽车牌号“租界照会1039号，市府照会357号”。 开学不久，转眼又到了中秋佳节，施剑翘陪同其母董氏到春和戏院观看尚小云的京剧。演出开始后，施剑翘“将母安置院内，即托辞出外到光明、新新各影院门前梭巡”，看一看有没有孙传芳。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 为了万无一失的行刺孙传芳，施剑翘仔细的考虑她的刺杀行动。行刺孙传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枪，他平时外出必坐车，用其他办法最多将他打昏过去，打不死岂不就打草惊蛇，前功尽弃了么？但是施剑翘手里没有枪。正当她想办法要弄到一支手枪的时候，她丈夫施靖公从太原来函催促她回家照料孩子。她接到信后，回太原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又脱身来到了天津。 其实当时想要弄到一支枪也并非难事，只要有钱就可以从日本租界洋行里买到。但是施从滨想到一个女人冒然去买枪，难免会引起旁人猜疑，可能会惹上麻烦，甚至把事情弄糟，所以她只好作罢。 事有凑巧，不久施剑翘的八弟施则凡的同学朱其平路过天津，曾携带一支在南京中央政府军政部购买的崭新的勃朗宁手枪，以及两盒子弹。朱其平在施家留宿时放在了柜子里。有一天，被她的小弟施穆甫偶尔翻了出来。拿在手上吓唬人玩。施剑翘看到这支手枪后，大喜过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她记下手枪放的地方，又在放枪的地方找到6颗子弹，准备找机会接近孙传芳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施从滨的10周年忌辰。施剑翘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观音寺为父亲举行纪念法会，恭请居士林的富明法师前来诵经。施剑翘跪哭不止，富明法师劝她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不如皈依佛门！” 她问富明：“人死之后，诵经超度究竟有没有效果？” “阿弥陀佛，诵经超度当然很灵验啦，要不然孙联帅也不会虔诚信佛，尽心尽意做佛学会的理事长了。女施主，你不妨想想看，他刀口下的冤魂那么多，也莫奈他何。”富明用雄辩的语气回答道。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5） 施剑翘一听这话，顿时提起精神，与和尚细细交谈，得知孙传芳是居士林的居士，经常在星期三、六去居士林听经。次日，施剑翘到达居士林，熟悉那里的环境，她遇到一位姓张的居士，张居士很热心地介绍居士林的情况，推荐施剑翘入林。施剑翘便以董慧的名字加入这一团体，并得到一个林友证章，可以非常方便地出入居士林。 原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他还吟诗自解说：“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 施剑翘就化名“董慧”加入了居士林后，她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身材相貌、口音及活动规律等，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购置一台油印机，将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杀死孙传芳后散发；把11月13日定为替父报仇的日子，因为这天是星期三，按照惯例，孙传芳这一天必到居士林听经。 孙传芳殒命居士林 1935年11月13日终于到了，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施剑翘估计孙传芳未必会来，便把准备好的左轮手枪和传单等物暂时放在家里，自己空手来到居士林观察动静。中午过后，仍不见孙传芳的踪影，施剑翘正有放弃行动之意，忽见一位身披袈裟，年约50岁，留着光头的人走进了佛堂，施剑翘断定此人就是孙传芳。她立即租了一辆小汽车，匆忙赶回家中，取出手枪、传单等物，又返回居士林。 此时，佛堂里已经坐满了听经的居士，孙传芳端坐在中央。施剑翘找了一个靠近炉火的后排座位坐了下来，马上她发现这个位置离孙传芳距离太远，万一失手将前功尽弃。她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一位居士接过话头说：“你不会到前排去吗？”她正求之不得，立刻答应一声：“好！”向前数步，她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施剑翘两眼盯着孙传芳发亮的秃脑袋，眼睛里放射出仇恨的光芒。待众道友跟着富明闭目琅琅奉诵，施剑翘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皮包里拔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间不容缓地扣动扳机，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颗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随着“砰砰砰”三声爆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立刻迸流出来。众道友如梦乍醒，魂飞魄散，一个个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道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 佛堂里顿时混乱起来，施剑翘边散发传单边大声说道：“我叫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打死了孙传芳。详细情况都在这传单上写明。我不走，你们可以去报告警察。”有胆大的人拾起传单观看，只见上面写着： 父仇不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还写道：“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随后，施剑翘从容地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为之轰动。 施剑翘遇赦免徒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在天津的地方法院审理。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的行为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在法庭上，施剑翘毫不畏惧，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个旁听者，也感动了法官。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6） 审理过程中，社会各界纷纷对施剑翘表示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施剑翘。法庭鉴于施剑翘的为父报仇情节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这已是谋杀罪中最低的刑罚，但施剑翘并不服判，她上诉到天津市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接受上诉，改判其有期徒刑7年。对于最后7年的刑期，施剑翘自己还是能够接受，认为法官查明自己的用心，从而悯恕，甚是欣慰。对于自己手刃仇家的做法，施剑翘向采访的记者表示：“在这样的乱世，谁还天真到相信法律能够伸张正义？我老老实实相信了整整十年，又如何呢？军阀不还是照旧肆无忌惮地杀人，许多惨案不还是沉冤莫白吗？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杀父之仇，我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的！我敢刺杀孙传芳，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我相信一点，公道自在人心。至于民国的法庭是否肯给正义一线生机，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有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7） 中国近代法律专家、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对于施剑翘一案同样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施剑翘一案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当时社会上对于施剑翘的行为非常同情，这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为父（上一辈人）报仇的故事，认为能够牢记父仇是个孝子孝女的表现。中国古代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案例。施剑翘一个女流能够为父报仇，是侠女、孝女的做法，许多人呼吁法庭轻判施剑翘。而且，孙传芳作为一个军阀，在老百姓心中印象很坏。当时天津社会上，还传说他和日本特务暗中勾结，认为他可能要当汉奸。所以，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很少有人站在孙传芳一边。所以，后来的审判已不单单是简单的杀人案件。这也是施剑翘为什么没有判死刑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方法终究与现代文明秩序有一定的冲突，因此也将受到一定的惩处。但是，由于当时的媒体大篇幅报道此事，使得社会各界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同情施剑翘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法庭最后用了最轻的量刑标准。这也是法庭（法律）向舆论妥协的结果。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出狱之后的施剑翘 施剑翘一生坎坷，曾数次想皈依佛门。1936年，时年41岁的女侠施剑翘来到苏州灵岩山上的灵岩寺。这天是其父施从滨遇难22周年忌日，她上灵岩寺做佛事。恰巧，正赶上灵岩寺印光大师舍利入塔典礼，来了各地庙宇的大德法师与年高德重的居士。在与这些大师、居士的接触谈心时，施剑翘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进一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尤其是当她目睹灵岩寺方丈妙真和尚造林、兴学等德行和功绩后，更是深为感动，使她“一向内心的速闷和彷徨，顿觉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她当即请求高鸭年老居士代其向妙真方大请求皈依。3天后，即9月20日午后3时正，施剑翘应约准时来到灵岩寺，跪在佛前献身于佛，“好像小孩子在门外受了惊恐，奔投于慈母之怀，有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 其实，早在22年前，施父从滨惨遭军阀孙传芳杀害后，她就曾以吃素念经来减少她内心的痛苦。10年后，她手刀父仇、枪杀孙传芳后，再次萌动学佛之念。在她40岁生日那天，她回忆过去，若有所悟，写下了“四十年来一梦长，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心印菩提万丈光。”与“礼佛一心静，栽花一指香”、“痴来只道情无限，觉后方知色是空”等诗句。 施剑翘在皈依以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尤其是能平心静气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她觉得只受三皈还不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于是10月14日又在苏州报国寺请求师傅为她传受五戒(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施女侠认为：佛法就是善法，是改恶向善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一切人所应奉行的。然而，她认为佛弟予不应该关着门只求自利，应该把佛法宣扬到社会各阶层去，多做有利于群众的事业。 后来，施剑翘辗转各地，往来佛堂，宣号佛意。1937年，担任了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先后去汉口等地慰劳抗日将士，捐赠物资给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并在合川县募捐了3架飞机的资金。宋美龄想拉拢她，她断然拒绝，写诗明志道：“寄语渔人休布网，大鱼不在此中留”。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指导下，逐步走向革命，1945年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川到苏州办从云小学，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1946年，受周恩来的委托，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金送到驾机起义的刘本善家属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苏州市人民代表和市妇联副主席，后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去北京，担任全国妇联领导职务和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8月27日，施剑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参考文献： 《民国十五疑案》作者：张宏张晨怡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作者:何易潘荣 《施剑翘十载除奸》，作者：张鸿基 《女杰施剑翘》作者：施羽尧沈渝丽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1） ·孙中山先生为吴越陵园题名，并亲撰祭文 ·“庚子”之后，全国学风日盛，办学救国 ·从维新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深受革命志士赵声的影响 ·建立北方暗杀组织 ·舍生取义，喋血车站 在安徽省安庆市，很多街名都是辛亥革命以后取名的，吴越街便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吴越而命名。在安庆市西门外平头山畔，还矗立着一座烈士陵园。这里安放着9位辛亥烈士的遗骸。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烈士墓”，并亲撰祭文。文中有“爰有吴君，奋力一掷”句，就是颂扬著名烈士吴越为揭穿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五大臣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壮举。 办学图强 吴越，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县高甸人，出生于1878年，其父是一位塾师，家境清贫。吴越8岁丧母后，随父就读。他在少年时期就表现了见义勇为的品质。吴越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进步很快。时值戊戌变法前后，学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和光绪帝颁发的一些变法谕旨。虽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镇压下去，但在一段时间内，吴越把康梁主张看成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吴越年岁稍长后，曾一度在清苑县支应局担任司事。不久由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吴汝纶是清末的一个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作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他是吴越的堂兄，对吴越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深为吴越所推崇。吴汝纶曾经对吴越说：我们国家所以如此落后、贫穷，不如西方国家，主要是没有新式教育，培养不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人才。他告诉吴越：创办新式教育，是救国强民之道。 吴越在高等学堂读书时非常刻苦、认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堂曾叫他充任学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并发给“品端学粹”的牌示，以资鼓励。他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按照吴汝纶的教诲，用很大的气力来创办两江公学。当时，两江（指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那时安徽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后安徽虽独立建省，但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总督仍称两江总督）在保定的子弟不少，人们酝酿成立一所两江公学。吴越同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几个同学积极参与学校的筹备工作，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劳碌。 办学的校舍定在两江会馆。但会馆为当地驻军所盘踞，而且态度蛮横。吴越找到直隶布政司杨士骧（安徽泗县人），经吴越恳切陈词，杨始出面交涉，又花了不少钱，才设法把驻军从两江会馆迁出。校舍落实后，吴越起早摸黑地筹募基金，修葺房屋，添置教具、图书、桌椅。一次，几个同学来访，吴越正在粉刷房屋，满头、满身都是石灰，大家笑着说吴越成了个“粉人”了。经过紧张的筹建，两江公学开学了，百余名学生得到了就读的机会。 两江公学开学后，吴越和几位同学分别担任了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学任务。吴越搬进公学，朝夕与学生相处，以全副精力管理好学校。他还同一位叫金慰农的同学共同主办了《直隶白话报》，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在两江公学的影响下，保定私立学校发展很快。当时人们评论说：庚子（1900年）以后全国学风日盛，保定一直走在前面，保定办学又自两江公学为发端。 从维新到革命 早期的吴越一直身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不放过任何学习康有为思想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办的一些杂志，深信康有为提出的：“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及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他阅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许多著述和论文，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后来在《暗杀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对康梁非议，他还站出来为其辩护。他读了许多革命者的著述，如：《中国白话报》、《警世钟》、《自由血》、《黄帝魂》、《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等，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推翻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因而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2） 在两江公学宿舍里，每天深夜，一灯如豆，吴越埋头书案，用心阅读鼓吹革命、强烈反清的图书报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详尽具体地记载了清军入侵时在嘉定和扬州两地所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清军在攻占扬州后，10天内屠杀人民达80万人。吴越读后拍案而起，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政府。《革命军》的青年作者邹容，在这部震撼华夏的巨著中怀着满腔悲愤，无情揭露清廷罪行，沉痛陈述“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号召亿万民众不惜掷头颅，洒热血，与清廷决一死战，“把中国大陆变成干净的土地，达到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的目的”。邹容的这些话使吴越革命激情汹涌澎湃，他深深叹服这位年轻作者的革命胆略和绝顶才华，又为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将他瘐死狱中而切齿痛恨。《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为了抗议清廷勾结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愤而投海自杀，以唤醒国人的壮举，使吴越激动不已。他决心以邹容、陈天华为榜样，必要时以身殉国来唤醒民众。 会晤革命志士赵声 吴越革命思想的萌生和发展，除得助于进步书刊的引导外，著名革命志士赵声对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赵声（1886—1911）民主革命党人。江苏丹徒人。1905年任江阴新军标统。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1910年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4月与黄兴领道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香港，忧愤成疾，5月18日在香港逝世。民国建立后追赠上将军荣衔。 1904年赵声北上保定，投新军从事革命活动，经革命党人潘赞化的介绍，得以会晤吴越。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食则同桌，卧则同榻，推心置腹地倾心相谈了几个昼夜。赵声的到来，使吴越眼界开阔，革命志向更加坚定。赵声也为吴越的气概所感动，两人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以兄弟相称。他们在一起谈论得较多的是革命道路问题。他们都认为康梁的保皇立宪主张是一种误国误民的反动主张，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在具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吴越主张暗杀，就是以突击的方式杀掉清廷反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如慈禧、铁良等，借以达到革命目的。赵声则主张采用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的。他恳切地劝告吴越：纵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杀掉了一两个满清贵族，还会有其他的人来代替，所以暗杀并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吴越虽然觉得赵声说得有理，但他认为在当时政治气氛沉闷的情况下，暗杀与革命比，暗杀易，革命难。他对赵声说：今后我从其易，你为其难，我搞暗杀，你搞武装。至于说到进行暗杀会遭致杀身之祸时，吴越慨然地说：我已将此身许国救民，为革命事业即使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今后提大军北上为我报仇雪恨的，必定是你。赵声虽然不同意暗杀主张，却为吴越这种慷慨赴死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下两人挥泪告别。 赵声到达天津之后，赋诗寄赠吴越：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建立北方暗杀团 赵声辞别吴越在回南京时，绕道北京，找到革命党人杨守仁，将吴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希望他能去保定帮助吴越建立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杨守仁也主张进行暗杀活动，在日本横滨留学时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革命党人能制造炸弹，从杨守仁开始）。杨守仁遵照赵声的嘱托，专程从北京秘密赶到保定，找到吴越。他们商定，第一批参加的有吴越、金慰农、杨醒余、马鸿亮、金燕生、张啸岑6人。 第二天的深夜，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举行了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杨守仁对大家说：今天我应赵伯先、吴梦霞两位的邀请前来保定，为大家主盟，成立“北方暗杀团”。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参加组织的成员都要忠贞不渝地为我们的宗旨努力奋斗，不泄密、不叛变，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问大家：“能做到吗？”6人齐声回答：“能！”声音虽然很轻，但语调沉着而坚定，反映了6位革命者为革命贡献一切的坚强决心。在举行入盟仪式的次日，杨守仁就秘密地回到了北京。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3） 从此，吴越经常同北方暗杀团的同志研究如何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分析：慈禧深处内宫，奕勖深居简出，暗杀不易得手，唯有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所以他们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吴越购买了一支日本产的小型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的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早晚把他当作靶子练习瞄准。这一时期吴越还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预计杀铁良的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12篇。在这些著述里，吴越表达了他为国除奸、舍生取义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吴越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试验土制炸弹 当吴越等人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的时候，杨守仁再次从北京来到保定。吴越向他汇报了准备的情况。杨守仁问：你们打算刺杀铁良，用什么武器来进行呢？吴越出示日本制造的小手枪。杨守仁看了微笑说：这是东洋货，用它来打狗，尚且打不死，何况是要刺杀警卫森严的铁良？他说着从包里取出一个大纸包，对大家说：我带来了一件利器，比手枪厉害万倍。他打开报纸，露出一个铜的圆罐，直径约3寸，四周固封，像一个食品罐头。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杨守仁说，这是我自制的炸弹，明天到郊外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 次日，杨守仁、吴越和北方暗杀团的成员来到保定城外数里的一个山谷中，这里树密草深，乱石嶙峋。他们安排两个人坐在高处山石上望哨，其他人在一块巨石下面刨了一个洞，把土制炸弹埋在洞里，将炸弹引线牵出来，又找来一些易燃的枯枝，摆成几米长的一条导火线。并同炸弹引线相联结，而后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隐蔽好。杨守仁和吴越点燃枯枝后迅速跳到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枯枝在燃烧，眼看就要烧到引线了，但奇怪的是炸弹并未引爆。又等了一会，还是无声无息。于是吴越、杨守仁奋身跃出坑外，跑到埋炸弹的地方察看，原来枯枝在中途熄灭了。他们赶快将枯枝重新点燃，迅速转身跃进土坑，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土石飞扬，浓烟弥漫，炸弹成功地爆炸了。炸弹周围的石头被炸成碎片，飞向四边，弹坑旁边的树枝也被弹片削去很多。 土制炸弹的引爆成功，给暗杀团成员以很大的鼓舞，吴越尤为高兴。他向杨守仁及北方暗杀团请求了暗杀铁良的任务，离开保定，来到北京，寄居桐城试馆，经常怀揣炸弹，寻找铁良。然而铁良曾在一次遇刺中几乎丧命，因而经常居家不出，而且防范甚严，以致无隙可乘，吴越只好滞留京城。 喋血正阳门车站 1905年，当时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清廷的这一骗局，容易蒙蔽群众，松懈斗志，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杨守仁同吴越进行了商讨。杨守仁说：如果清廷的骗局麻痹了民众，清廷的反动统治就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国家恐怕就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吴越听了心情也十分沉重，他思索片刻后慨然地说：我用你制造的炸弹去把五大臣炸死、，以此唤醒民众，粉碎清廷阴谋。杨守仁听了心中为之一震。因为当时土制的炸弹没有电器装置，引爆的线头又不能过长，点燃后来不及掷出去就可能爆炸，投弹人就会首先牺牲。杨守仁十分为难，觉得那样太危险了。吴越急切地说，现在事情迫在眉睫，顾不了许多了，只要我能炸死五大臣，使清廷立宪骗局破产，使天下志士和百姓坚定倒清信念，我虽死无憾。杨守仁为他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吴越的意见，并就如何接应吴越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1905年9月24日，这天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日子。天刚亮吴越就起身，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这里岗哨林立，警戒森严。吴越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车站，走上站台，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急急地向车厢里走去。这时一个卫兵拦住他问：你是跟哪个大人的吴越回答是跟“泽爷”（即载泽）的。恰好这个卫兵是载泽的侍卫，觉得面生，顿生怀疑。又问：你是几时跟泽爷的？吴越说：最近才跟的，边说边往里走，这个卫兵拦住了他说：且慢，待我问过泽爷。吴越恐怕事情败露，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信，他正要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料列车已经发动，车厢砰然相撞，随着一阵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并且迅速猛烈爆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越壮烈牺牲，盘问他的卫兵身受重伤，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当时正阳门人喊马嘶，一片混乱，各大臣官吏魂飞魄散，狼奔豕突，五大臣被吓破了胆，逃回府邸后龟缩不出，哪还敢去出洋考察？连慈禧得知正阳门消息后也惶惶不安，一度躲进地下密窖。 吴越这次英雄壮举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北方暗杀团”成员、吴越好友马鸿亮事后撰文写道：这次事件“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已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环球。徐烈士锡麟、熊烈士成基，相继起于皖，黄花岗诸烈士发于粤，武昌举义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 吴越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越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烈士越》的诗一首，诗中有： 皖中志士名吴越，百炼刚肠如火烈。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可怜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5月26日，在北京桐城试馆的礼堂里隆重举行了追悼吴越的大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徐谦、章太炎、蔡元培等讲了话。吴越的遗体被送回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时牺牲的8位烈士一起安葬于“皖江烈士墓”。1929年安庆市将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吴越街。在吴越的故乡桐城县，建立了吴越祠，办了吴越中学、吴越小学。吴越的名字将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参考文章： 《吴越：喋血京城的烈士》，作者：成惠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1） ·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是女性拥有中“第一”最多的一个 ·少年叛逆，拒不缠足，自解婚约，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 ·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 ·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1914年赴国外留学，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玫瑰枝事件”名扬巴黎 ·1924年，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子 ·1920年回国，致力于推动法制建设和女权运动，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 ·1929年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中国的法律条文中。 ·1948年移居美国，晚年落寞，漂泊异乡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政治体制上的重大的变革，同样带给了社会以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使得传统中国妇女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上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一些思想活跃的女性们的眼界，引发了她们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冲破旧式家庭的束缚和传统社会的偏见，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这一时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利的女权运动高涨，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活跃、才貌双全、勇敢顽强的杰出女性，如秋瑾、陈撷芬、何香凝等烜赫一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政府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她参与过政治活动，甚至参加过暗杀行动，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闻名一时的女人。 郑毓秀的一生颇富反抗精神和传奇色彩，同时也是求学救国的一生。作为中华女杰，郑毓秀是当之无愧的，在海外为祖国树立了中华民族女性的典范，在国内，为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作了不懈的努力，为国人树立了楷模，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郑毓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在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郑文治，是清末户部一官吏。郑毓秀上面有两兄一姐，她是其父最小的一个女儿，在女孩中排行第二，人称郑二小姐。 郑毓秀在宝安西乡屋下村的“绮云书室”完成了她的启蒙教育。她自幼聪明伶俐，母亲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常常教她诵读经文。她天性叛逆，对“三从四德”的封建规训置之脑后。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家人忧其不缠脚，将来大脚女难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缠脚，家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毓秀年方13，初涉人事，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她与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定了婚约，颇为不满，性格叛逆的郑毓秀竟亲自写信给男方，自作主张解除了这个未经其同意的婚约，为此她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随姐姐东渡扶桑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郑毓秀接受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熏陶，认识到要想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打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次年，经廖仲恺介绍，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反清反封建的一员猛将。后来她认识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两人都拒绝“缠足”，都拒绝“包办婚姻”，两人成了挚友。不久后，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2） 二 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从1905年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做好准备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由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的郑毓秀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她，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又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郑毓秀凭借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邀请了一位追求她的西欧外交官和她一同去往北京。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这位西欧外交官帮郑毓秀提着她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她则挽着外交官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巧妙的躲过了车站警察的检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他们将从欧洲访问返京，准备再车站投掷炸弹将其炸死。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了这一暗杀计划。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郑毓秀还曾经两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 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惶恐不已，为了挽回时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预备血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民国元年1月9日（1912年1月9日），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得知袁世凯将于翌日早上上朝，于是，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10余人聚集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革命的真正障碍。根据刺杀行动计划，将刺杀成员分成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在详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郑毓秀与吴若龙、罗明典三人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大街之间。各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世凯投炸弹。1912年1月15日，各组已奔赴战斗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况表明，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8位战友，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但刺袁未遂，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10余人。郑毓秀当时在场，但由于她机智勇敢，最终得以脱离现场。当天晚上，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对抓获的10余人亲自审讯，后来其中7人由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出面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被立即执行枪决。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3） 刺袁行动十几天后，郑毓秀又加入了行刺良弼的第二次暗杀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部分清室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12年1月12日，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这个顽固守旧的良弼，就成为了革命党的死对头。于是京津同盟会下设的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北方暗杀部决定对良弼下手。郑毓秀等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的教训，改变了行刺方法，决定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担当刺杀任务的是革命党人彭家珍，其时彭家珍正与郑毓秀的姐姐处在热恋之中，生离死别，郑毓秀的姐姐伤心欲绝。郑毓秀也十分悲伤，但为了革命事业，仍然坚决支持彭家珍的行刺行动。在彭家珍、郑毓秀等革命党人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下，此次行动成功实施。 1912年1月26日，正值农历腊八，清廷有在该日为贵胄馈赠腊八粥的习俗。宗社党魁良弼想趁此机会与贵胄商讨进击南方革命军的事宜，彭家珍亦计划于是日杀良弼。在他1月25日给诸同志兄弟姐妹的“绝命书”中，彭家珍写道∶入同盟会以来“未见大效”，“今除良弼之心已决”，“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表达了彭家珍舍生取义的决心。 是日彭家珍穿着高级军官服，自称是清军标统，到北京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定下房间。次日先到前门军咨府清廷贵胄聚会的地方，但未见良弼。他又驱车直奔西四红罗厂良弼的官邸，良府仆人说，良弼去摄政王府未归。彭家珍乘车行走不远，见良弼乘驷马大车回来，于是急忙回车，追至良府大门口。良弼刚从车中迈下一条腿，彭即赶上前去递名片。良弼正在诧异之间，彭已将炸弹掷出。良弼被炸断左腿，倒在地上，两天后死去。彭家珍因头部被炸，当即牺牲，年仅23岁。由于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地点在红罗厂，史称红罗厂事件。就在彭家珍牺牲后的第17天，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 三 1914年，革命党人获知袁世凯有暗杀郑毓秀的计划，于是通知她暂避一时。而此时的郑毓秀也发现救国救民，仅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郑毓秀选择了出国留学的计划。她的革命生涯暂告一段落。 来到在巴黎后，郑毓秀取洋名苏梅，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学习期间，郑毓秀依旧忙于社交界，是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经过3年的刻苦攻读，她于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她爱上了民国时期的名人王宠惠。王宠惠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两度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过外交部长、国务总理等职位。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终于未成姻缘。 在求学期间，她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是该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郑毓秀不但聪明好学，为人热情，且性格温和，风度优雅，能言善辩，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一次，在法国大学成立中法协会时，她登台演说，面对数千听众，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宣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及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使听众耳目一新。之后，欧洲各国文人、政府都向她了解中国的真相，郑毓秀也因此闻名巴黎，在留法的学生中可算得上一个佼佼者。 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主持的外交委员会的委派，在法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和会。郑毓秀因精通英、法两语，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郑毓秀当时还是留法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是组织留学生经常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4） 和会期间，给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郑毓秀一手导演的“玫瑰枝事件”。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上，相关条约不利于中国，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由于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的压力很大，北京政府便把签字与否的责任推给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这使陆左右为难，提出辞职又不准，便装病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卢德医院。就在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即1919年6月27日晚上，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下榻地，要求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由于郑毓秀出色的辩论和外交才能，她被推举为代表与陆征祥谈判。而此时，陆征祥已接到北京政府的示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顶住陆征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受到惊吓的陆征祥不敢去凡尔赛宫签字，由此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 后来，郑毓秀还将这根玫瑰枝带回祖国，在客厅里悬挂多年。1924年，品学兼优的郑毓秀终于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获此殊荣的人。 四 1920年，郑毓秀应吴玉章邀请，从法国回国，赴四川宣传男女平权，鼓励女生出国留学。同年12月，郑毓秀与张申府、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同船去法国，郑毓秀还亲自带了四川女生张振华等6人赴法，为她们筹措旅费，送至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中国到法国留学的学生已达1000多人，其中女生约30余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许多工厂停工，留学生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清苦。当时，郑毓秀结识了一位法国的美籍参议员格儒夫人，郑毓秀请她在一段时间内援助中国留学生向警予等人的生活费。现在保存的向警予烈士的书信中，有向警予1922年3月14日给中法协会的信，其中多处提到郑毓秀在巴黎帮助她们解决困难的活动。 20世纪初，婚姻自由观念开始抬头，在新思想影响下，一些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冲破旧风俗，自由择偶，并在城市中举行文明婚礼。为了能让婚姻自由的观念制度化，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会中首次提议，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写进法律条文之中。1912年3月，唐群英、张汉英等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以实行男女平权，普及教育为宗旨，在各省建立了支部。五四以后，妇女参政再起波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之先例”。其他各省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当时社会舆论对妇女参政热潮褒贬不一，多数人不支持女子参政，认为“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使之参与国政，吾恐参政不已，必得以无穷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十数女子争利，不几贻民国之玷污，而招外人之讪笑乎”。一些人虽然认为女子应有参政权，但鉴于政界龌龊，主张妇女不应卷入，应更多地致力于社会改革。女子应该先谋“教育平等”，“要求生活技能”，“谋求新的经济”，然后再考虑参政。而从海外留学归国的郑毓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妇女的能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宣扬了“女子有才才有德”的新观念。 1925年郑毓秀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先后写有《MyRevolutionaryyears——theAutobiographyofMadameWeiTao-Ming》《国际联盟概况》、《中国比较宪法论》。《国际联盟概况》于1926年出版，由王宠惠作序，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国际联盟的情况，对于开阔国人视野功不可没。《中国比较宪法论》是郑毓秀的博士论文，将中国宪法与外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1926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屡屡打赢了著名官司，名声噪起，一时应接不暇。同年，郑毓秀与魏道明结为伉俪。以后，郑毓秀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务活动，开始扬名上海滩。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5） 郑毓秀除了从事律师工作外，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1927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 1928年，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28年成立，次年1月即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由此可见郑毓秀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抗战期间，郑毓秀曾任教育部次长。 郑毓秀的丈夫魏道明1926年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婚后与郑毓秀经营律师事务所，赚得巨额财富。魏道明后任司法部部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时年不过三十岁左右。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夫君开展外交工作。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郑毓秀协助安排，后出任“各国援华会”名誉主席。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仍和郑毓秀结为知己。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由于魏道明非蒋介石嫡系，1948年由陈诚取代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同年郑毓秀夫妇移居美国，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 五 脱离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心后，郑毓秀夫妇曾一度困顿迷茫。为求安身立命，她们前往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巴西，从事商业活动。但由于经营不善，外加人脉生疏，郑毓秀夫妇在巴西逗留数年后又复返美国，过着旅居生活。 此刻的郑氏夫妇，欲返中国大陆不能，想回台湾，蒋介石又“缓发”他们的通行证。漂泊异乡的郑毓秀，痛感英雄落魄而无用武之地，只好终日聚集朋友搓麻将、叙故旧、忆往昔，消磨时日。1954年，郑毓秀左臂被发现癌变症状，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客居他乡、倍感落寞的郑毓秀，晚年疾病缠身，度日如年，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1978年其夫魏道明在台病逝，遗体运往美国，和郑毓秀合葬。 在清末民初，君权和夫权还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一个女子能够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推翻满清王朝，打倒军阀统治的行列中来，实属难得。作为女子，她和男同志一样。坚韧不拔的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革命理念，冒着丢掉脑袋的风险去做封建专制的叛逆。她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满清末期和民国政府时期，并长期处于社会上层。她利用其广博的知识，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郑毓秀是这一时期的杰出女性。她译著《国际联盟概况》与博士论文中文版《中国比较宪法论》，成为后学者的必选法律书籍。其参与制定的《民法》草案，第一次把妇女权益写进法律条文之中。无论是其为家为国，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贡献。 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过去了，一个奇女子奋发图强和在学业和政治舞台上都达到了巅峰的经历，永远鞭策着国人和中华后裔，时刻不忘进取，时刻不忘追求。 参考文献： 《民国女杰——郑毓秀》，作者：张玉光，载《文史月刊》2006年第4期 《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作者：唐冬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1） ·沈醉说：“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 ·1911年响应辛亥革命，在合肥宣布独立 ·1912年加入社会党，被军阀通缉，逃亡上海 ·1915年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华革命党，从事革命活动 ·1919年跟随韩恢反对江苏军阀李纯 ·1920年把安徽军阀张文生轰下台 ·1921年领导上海滩“斧头帮”，崭露头角 ·1923年反对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贿选，同年刺杀淞沪警察厅厅徐国梁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当安徽副宣慰使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走上反蒋道路 ·1928年刺杀安徽军阀陈调元未遂，当场击毙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张秋白 ·1929年王亚樵、方振武、石友三联兵捣蒋 ·1930年处死叛徒赵铁桥，杜月笙与之相争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错综复杂，也是最危机四伏的年代，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从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到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到“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华到“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历史的沉重帷幕在各种力量的互相倾轧和斗争中拉开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斗争之复杂，参与力量之多，局面之混乱，都是空前的。 就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国内连续发生了许多起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不由地使国人一振：1930年国民党首脑人物蒋介石庐山遇刺险遭不测；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遭遇伏击，宋子文侥幸脱险而其秘书唐腴庐却做了替死鬼；1932年，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毙命，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被炸伤；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遇刺身受重伤……国民党要员为之心惊胆寒，日本侵略者不禁谈虎色变，汉奸卖国贼纷纷噤若寒蝉，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策划和组织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上海斧头帮帮主、铁血除奸团团长、民国第一杀手和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表面上看他身材瘦小，戴一架黑框水晶眼镜，甚至是带着几分斯文气，然而实际上他是富有爱国心、讲江湖义气的热血好汉，曾率领着上海斧头帮叱咤一时，杀人不择手段，制造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刺杀大案。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有人称他为抗日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由于他不是活跃的政治人物，其活动也极其秘密隐匿，故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曾在国民党军统任职、作为戴笠亲信，后成为起义将领的沈醉曾经接触过王亚樵的案件，对王的旧事比较了解，他认为：王亚樵是“主张反蒋抗日救国”的，他“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可以说，王亚樵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两条主线的。“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 一 王亚樵本名玉清，字九光，别名鼎，字擎宇，又名王鼎。1887年正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石磨乡）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粗通文墨，亦以务农为本，租种地主土地，家境贫寒。王家所租地主土地历年歉收，致使入不敷出欠租无法交付，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遭到处罚。后来王家又佃了地主季广德家的田地，但因收谷太少又被逐出。两次被强行辞佃迁居，王家家徒四壁被迫弃农，来到磨店镇上开药铺行医，兼营小染坊聊以糊口。 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略通经史，曾通过清末科举考试童生县试。后又参加府试而未通过，于是返回家乡设立学馆以授书教学为生。王亚樵胸有谋略，能文善言，又嫉恶如仇，行侠仗义，邻里乡人称赞他“一步十记”，有古烈士之风，在家乡颇有声望。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2） 当时正值英、法、俄、德、美、日等国列强侵华，狼狈为奸瓜分中国。目睹了清廷腐败无能，一再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再加上亲眼所见清政府官吏豪强压榨人民，巧取豪夺，王亚樵对腐朽的清廷恨之入骨。每当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在一起谈论国家时政，无不慷慨陈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光绪末年（1908年），他与许习庸等组织兴办了“正气学社”，名义上探讨文山公生平事迹，其实是以反清为宗旨。同盟会吴旸谷、王海卿、柏烈武、常恒芳等常与往还。 1911年武昌首义，25岁的王亚樵认为正当逢时大事可为，与同乡人张朝阳、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乙等一同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密议起义，他们与同盟会柏烈武取得了联系，在合肥李文忠公祀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由李元甫、王亚樵、王传柱分别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宣布独立，撤销清政府一切官吏。军政府刚一建立就面临着经费缺乏的困难，于是有人提议没收李鸿章家族在合肥的一些主要典当和钱庄来充作军饷。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于是王亚樵命令一部分人去李鸿章府邸责成总管刘东山交出部分典当和钱庄，另一部分人去乡间动员群众，招募军队，建立革命武装。 不料此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并未得知这一情况，又委任了同盟会员孙万乘（字品骖）也来到合肥，与巡防营季光恩、团练史袁斗枢在合肥大书院成立了军政府，孙万乘任司令，宣布独立。两派实力相当，不相上下。此时孙万乘也打算没收李府的财产作为军费来源。李府管家刘东山苦于相逼，告之孙已经将财产交给了王亚樵一派。孙万乘得之王亚樵等已经采取行动后，十分恼怒，认为是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在未曾问明原委的情况下顿时心生杀机。于是他传令设宴邀请王亚樵等人来司令府共商事宜。当晚恰好王亚樵去乡间办事未归，他的几个得力助手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乙等前往孙万乘处如约赴宴，刚一进大门就遭到了枪杀。结果王亚樵一派大大受挫，众人分作鸟兽散。王亚樵闻讯后，急忙连夜避往全椒。直到民国建立，清帝退位，王亚樵才乘船由全椒出发，取道芜湖前往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流亡上海，王亚樵的左右手下都主张杀孙以报前仇。而王亚樵却认为都是革命同志，不应该同室操戈，相煎太急。他反而设宴招待了孙万乘，并给他以钱财资助。人们不仅赞扬王亚樵豁然大度，有侠士之风。此乃后话。 二 王亚樵避祸南京后，恰逢江亢虎组织社会党。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王颇为之吸引，于是加入社会党受命负责主建安徽支部。 1912年秋王亚樵又回到了安徽。王亚樵回到安徽后，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建立了安徽总支部，又召集了合肥的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许习庸，全椒的刘大魁，巢县的丁鹤龄，怀宁的蒋非我，芜湖的杨柳堤等，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亲、芜湖等地成立了县支部。由于王亚樵一向善于演说鼓动，富有组织能力，所以各县加入者颇多。止年余，社会党党员就达到了七八万，成为安徽省内颇有影响力的一支政党。赣宁战役后，袁世凯逮捕了联络起义反袁的社会党创建人之一陈翼龙，并将其杀害，同时通电全国查禁“社会党”。北洋军阀皖省总督倪嗣冲按照中央指示，大搜皖省通缉社会党，丁鹤龄被捕遇害，王亚樵率领一些部属1913年秋逃亡上海。 王亚樵逃亡到上海后，无处容身，他便与何铸九、姚立堂等白天做苦工，夜晚便露宿街头。他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贫困不移其志，继续寻求革命。后来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加入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不能不说也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3） 1915年王亚樵在同盟会柏文蔚的引荐下在上海环龙路44号晋见了孙中山先生，聆听教诲，深感不打倒军阀、扫除清朝余孽，不可能统一中华、抵御外侮。于是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投身护国讨袁运动。此时南北倒员呼声高涨，王亚樵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呼号，讨袁护法。洪宪帝制被推翻后，北洋军阀各派相继窃国分裂割据，1917年孙中山领导了护法运动，王亚樵南下广州追随先生，并且担任过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由于陈炯明等军阀叛变革命，南北军阀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不得以远赴日本。王亚樵等遵先生之命，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他在上海响应“五四运动”，发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游行示威。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见到段祺瑞违反民意，义愤填膺，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再造共和，“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当被孙中山先生批驳曰：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王亚樵心有未甘，仍然坚持自制炸弹，然不慎炸弹爆炸误伤了自己，此事遂告一段落。民国二十一年冬，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召开的展览中山先生遗墨大会上，展有王亚樵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一书，言多激烈，是以后人皆称王亚樵是国民党中极“左”派人士。王亚樵日后之行藏举止，由此初见端倪。 王亚樵自广州回沪后，正逢老同盟会员韩恢在上海从事反江苏军阀李纯的革命活动。王对韩恢主张甚为钦佩，就与徐州人胡抱一等亦参加反李斗争，策划分赴苏北、皖东，组织国民革命军进攻南京，建立北伐根据地，迎接孙中山先生回上海。1919年韩恢、王亚樵等人赴苏北泰州、盐城、洪泽、泗洪、淮阴、滁州等地组织国民革命军队。指挥部设在苏北鸡公山，建立了一只由千余人的武装。不料李纯探得韩、王已离沪，遂于上海新、申两报发布通缉令，说王亚樵、韩恢离沪，图谋不轨，严饬各地军警缉拿。结果，韩恢被李纯捉拿解南京殉难，王亚樵等人分头潜逃各地。以后王亚樵到上海创设复炎小学，即是纪念韩恢革命精神不死，其复炎二字，是韩恢生前别号。 1920年王亚樵携阚培林等潜回合肥，此时军阀张文生就任安徽省督军，贪污腐化，不顾皖人疾苦，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剥削人民，以供挥霍。王亚樵于1921年回到安庆，见到张文生如此不法，即与许习庸、何哲仁、周无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阚培林等在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宣传孙中山先生主张，提倡民权革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并主张安徽军政分治，不得由武人兼掌政治。数月之间，码头工人、学生、商人、市民两万余人加入“民权协进会”，各界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张文生横征暴敛、残害皖人。同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换张文生，由皖人许世英主皖。北京政府深知张文生在皖不得民心，激怒皖人，准予所请。于是1921年9月特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王亚樵得讯后，即邀请安庆各界人士，前往码头欢迎许。因此张文生恨王亚樵入骨，碍于法律不能明捕明杀，特令其亲信副官暗中逮捕杀王。而这名副官与王有旧，曾得过王之恩惠，不忍下此毒手，遂走告王，速离安庆，以免杀头之祸，王亚樵闻之，即与郑青士、蒋非我化装登轮，再次出奔上海，通电反张，周旋年余，张始离皖。 三 1921年王亚樵重返上海后，投奔了柏文蔚、李少川、关芸农等皖籍名流，受到了他们的器重和资助，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不久，王亚樵与马俊超等人组织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维护皖籍劳工的权益，号召皖籍劳工参加工会。 在上海的安徽劳工，大多是历年黄泛区发大水后逃难到上海的穷苦农民，他们在十里洋场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地痞流氓的欺凌，凄苦无依。现在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为他们出面撑腰做主，非常符合他们的愿望，因而踊跃参加工会。不到3个月的时间，“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就拥有了万余名会员。王亚樵收取来的工会费，他并不纳入私囊，而是拿出来供给门徒的生活费用，同时他本着“得人钱财，为人消灾”的原则，只要听说工会里哪个工人受到别人欺辱，他马上就叫其门徒去找人评理、出气。凡是受人所托之事，自当竭尽全力，大家都敬重他为人豪爽讲义气，有上海滩小孟尝之称。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4） 但上海滩的黑社会岂能容忍外籍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占码头、打天下”，因而，王亚樵派出去说理的门徒经常被当地的流氓打得头破血流。王亚樵意识到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强权即是真理。他命人找铁匠打制了百余把利斧，然后挑选出百余名身强体壮、勇猛不怕死的门徒，组成了一个“斧头队”，只要有人敢欺侮王亚樵的门徒或皖籍劳工，王亚樵一声令下，“斧头队”即挥舞着利斧冲上前去砍杀，其势锐不可当。 旧上海帮会林立，莫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之鼻息，唯独王亚樵使他们伤透了脑筋。经过几次铁与血的生死较量，王亚樵的“斧头队”在上海滩打出了名气，被人称作“斧头党”。就连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也得让其三分，他曾告诫自己的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从此，王亚樵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他的工会组织也日益扩大。不久，他就成了上海劳工总会的领袖，会员达10余万人，他的学生和门徒也增至数千人。王亚樵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面对这样一支庞大队伍和纷繁复杂的环境，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办事井井有条，极有章法。他为自己的门徒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他们随便在外面惹是生非。王亚樵还聘请了著名的大律师李次山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够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王亚樵还从自己的学生和门徒中挑选出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创办了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工会的喉舌，以扩大“上海劳工总会”的影响。 王亚樵成了大上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说话办事极有分量。不久，在王亚樵的推动下，改组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柏文蔚被推举为会长，王亚樵负实际责任。通过这一组织王亚樵进一步接近了皖籍在沪各界名流，与政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就是在皖籍名流李少川的公馆中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与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以后，他的活动几乎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国民党元老柏烈武组织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徐锡麟、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以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作为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 曹、吴在北方得悉，非常恼怒，致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洪东夷、徐锡麟为匪，着令就地拿办。王、洪、徐三人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永祥，以军事实力，推翻曹、吴，这是王亚樵开始于军队活动事业。 王亚樵首次暗杀行动的对象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1923年10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徐国梁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徐国梁手下有七千余警察，镇压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 此时正逢浙督卢永祥与苏督齐燮元争上海。卢永祥以妹婿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齐燮元以徐国梁为上海警察厅长，二人不和，而徐国梁兵多。直皖战事有一触即发之机，卢永祥恐怕徐国梁出兵杭州，想要先下手为强刺杀徐之。他派人前去说服王亚樵说：“讨伐曹、吴，必先击溃苏督齐燮元。击溃苏督齐燮元，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是齐亲信，现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又兼是准备攻浙前敌总司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且昔日陈督军其美之死，沪上至今不平，杀陈督军者就是徐国梁。卢总督素来敬佩你是位侠义之士，请君为陈督军报仇！事成之后，卢督愿以数县之地，集合一旅之师，来作为你们革命的基础。”王亚樵觉得所言甚是，慨然答应，于是两人达成协议先杀徐，后攻齐。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5） 王亚樵由浙江回沪后，即召集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果乘其自备汽车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抽出手枪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延至次日，徐不治身之。 王亚樵杀徐得手后，又来到浙江见卢永祥。卢对王非常器重，并委任王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为王练兵之地。王亚樵即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二山之间招兵买马。当有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抱一、胡宗南、黄文迪等，均受编任队长之职。 迨至1924年秋，卢永祥始命令王亚樵、杨化昭、臧致平、陈乐山、卢筱嘉、张载阳、潘国纲等率军讨伐齐燮元。后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得悉后，即命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张载阳、潘国纲叛变，引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亚樵因事危，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众寡悬殊不敌，始护卢退上海，后卢北上依附张作霖。除黄文迪率部投降改编外，方振武、余亚农部到北方投靠冯玉祥，后方发迹为皖主席，余为方之师长。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人分赴各地说服实力派人物，通电拥护中山先生。王亚樵随柏烈武去河南，于郑州晤见河南督军胡景翼，相语大悦，胡景翼拥护中山先生主张，并委任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长。没过多久胡景翼病故，王亚樵不为胡部所容，遂离河南回上海。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委任常恒芳为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常恒芳偕李小南、郑青士等到太湖起兵，宣慰使署设太湖。王亚樵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副宣慰使署设高良涧(洪泽)。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接受宣抚，起兵千余人，待命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围困王亚樵于洪泽湖，相持数月。直到1927年春王亚樵才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突围至来安水口镇，被陈调元尾追擒获，四人惨遭活埋于水口镇。王亚樵前期十多年活动，历经六次通缉，始终不渝其志。 五 王亚樵突围至南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所谓“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围捕屠杀共产党任，无数革命志士遭无辜杀害，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一扫殆尽，北伐中道而废，至为伤感。 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王亚樵在大会发表演说，大意是：国民革命军广州出师北伐，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孙中山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然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无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亚樵演说，闻者无不悚然。 蒋介石对王亚樵的言论十分恼怒，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温剑刚指令侦缉队长湖北张三于次日晨率侦缉队围王亚樵寓所洪武街三号，入内逮捕王亚樵。不料洪湖突围部众均带有武器，将侦缉队人员全部缴械，待王亚樵脱逃，这才发还武器放走侦缉队人员。 王亚樵离开洪武街潜往陈铭枢处避难。陈对王亚樵说：“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陈铭枢旋即密送王亚樵前往上海，自此王亚樵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6） 1927年以后，国内政局起了巨大变化，无党派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由反军阀转向反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反蒋，多为争权夺利，时反时合，利益均沾则合，权利冲突则反。王亚樵是反蒋激进人物，自始至终不与合流，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 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蒋介石，任安徽主席，继续作威作福。柏烈武、常恒芳三十三军驻安徽反受其排斥。水口镇阚培林、张在中、刘醒吾、殷爱棠等同志死难，王亚樵至为悲痛，遂与三十三军军长柏烈武、党代表常恒芳商讨对付陈调元，王亚樵力主杀陈以慰死难同志。1928年秋某日，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乃由宣济民、吴鸿泰、王干廷、牛安如、刘德才等前往动手，但陈调元不在，宣济民等杀陈不得，当场击毙一丘之貉张秋白。 早年王亚樵与张秋白还有过一段轶事。王亚樵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挤出一副诌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亚樵看到他那副嘴脸，破口大骂∶“混账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一言不发，抱头鼠窜。 陈调元闻张秋白被杀，惶恐万分，请求调离，辞去安徽省主席，由方振武继任。1929年前后各派反蒋兴起，王乐平(同盟会员)、柏烈武、刘芦隐(胡汉民派)、王亚樵、恩克巴图等联合反蒋。此时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伪装反蒋，加入了王乐平为首的反蒋组织。 由于方振武并非蒋介石嫡系，因而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排斥。于是王亚樵相邀方振武一起参加反蒋。方振武在安徽有余亚农、鲍刚两个主力师及新编部队数万人。同时石友三在浦口附近驻兵，亦非蒋嫡系，王亚樵与石友三有旧交，于是他也约石参加。余立奎旧部第四独立旅旅长彭建国兵驻常州，余立奎约彭建国起义，彭遵余意。 三方约定，然军费还没有着落，方振武便将安徽凤凰井、金河、沿河、湾址4个厘金局交王亚樵充军费等用。但沿河、湾址两厘金局被杜墨林、朱雁秋两人侵吞，仅其余两局收入用于军费。王亚樵令其弟王述樵拿三万元顶下上海亚洲饭店，将常州全部起义军人家属接至亚洲饭店居住，按月支给生活费用，免去家室之虑以坚其志。 三路相约，石友三率部攻浦口，方振武兵出安庆沿江而下与石友三会合。余立奎赴常州率彭建国部沿京沪线直捣南京。后人称之为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 不料混入王乐平反蒋队伍的赵铁桥叛变告密，蒋介石闻讯，首将方振武骗至南京扣押，再派兵至常州围攻余立奎、彭建国。事出意外，余立奎战败被俘，与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彭建国逃沪。石友三无方振武后援力战，不利逃脱，此次讨蒋行动宣告失败。 三路军讨蒋，王亚樵居间秘密活动，未引起蒋介石注视，蒋注意力集中于王乐平。赵铁桥为进一步求得蒋介石宠信，媚蒋献策杀王乐平。1930年2月18日晚，赵铁桥于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乐平寓所杀害了王乐平。由此赵铁桥得到了蒋介石的奖赏，被任命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常恒芳等悲痛王乐平死难，痛恨三路军讨蒋失败，恨赵铁桥入骨，决意要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 正好此时也有人找到王亚樵，委托他取赵铁桥的性命。原来，1929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原由李鸿章开设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后来就委派了赵铁桥为招商局总办。赵接手后，马上对招商局进行彻底的人事改组。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字伟侯），名义上仍是董事长，但已大权旁落，徒有其名了。 招商局自开设以来的几十年一直为李家独占，岂肯轻易交出权柄。于是李国杰托人找到王亚樵，请他设法干掉官方委派的赵铁桥。允诺一旦李家收回权柄，即把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的用人权和营业收入归王所有。此事正中王亚樵下怀，他表示同意。 1930年王亚樵指派王干廷、夏绍恩、牛安如、费祥元守候上海招商局门前，伺机杀赵。7月24日上午8时许，乘赵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四支手枪齐击，当场击毙赵铁桥，附近巡捕见击趋势猛而避之，四人安全脱走。 赵铁桥死后，李国杰经多方努力，终于在1932年夺回招商局大权。于是兑现前诺，把“江安”轮交与王亚樵。“江安”号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张延龄自恃后台强硬，拒不卸命。双方僵持。王亚樵于是派人乘夜将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炸了个大窟窿，以示警告。王亚樵认为，杜、张虽势力雄厚，但妻妾成群、资财连城，断无同人抵死相拼的勇气。事情进展果如王亚樵所料。可是，张延龄仍不肯就范。王亚樵再派往众数百人，手执利斧，上船逼张延龄交卸。张逃进杜家求助，杜月笙怕招惹王亚樵，说道：“王亚樵亡命之徒，我等皆难当之，何必计较如此？”着其立即交船，张延龄不得已只好从命。王亚樵收回“江安”轮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杜月笙虽肉痛至极，心犹不甘，但最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这是王亚樵与上海滩黑帮杜月笙的第一次直面较量，后来还有一次。那是在1932年，王亚樵因组织“铁血除奸团”谋刺宋子文案发，暂避香港。此时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同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到暗算。王亚樵闻讯后，寄函杜月笙询问。杜未作复。王再函，杀杜之意流溢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杜接函后马上慌了手脚，多方托人斡旋、疏通。王亚樵因避居香港，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停止了追究。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1）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 ·1931年部署庐山刺蒋未中 ·1931年上海站伏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 ·1932年组织“铁血锄奸团”参加淞沪抗战 ·1932年上海成功暗杀日寇白川大将 ·1933年蒋介石招安不成，悬赏重金捕杀，王亚樵远走香港 ·1935年汪精卫南京国民党全会会场被刺重伤，全国震动 ·1936年王亚樵梧州被害，李济深等前往吊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樵仍坚持一己之见，活跃在上海、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王亚樵带着一帮弟兄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在拥戴孙中山先生的王亚樵眼里，蒋介石背叛了大总统，违背了总理的“三民主义”；在侠义思想浓厚的王亚樵眼里，坐拥重兵却不抗日的蒋介石更是民族败类。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系列的刺杀大案频发：谋杀蒋介石，枪击宋子文，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白川大将，刺伤汪精卫……只杀的昏天黑地、酣畅淋漓，崇尚以“五步流血”的暗杀手段除暴安良，救国救民。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经风趣地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1930年前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的同时，急需扩军对付西南反蒋战线，但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增加财政收入。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上海，联络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 1931年蒋介石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安徽芜湖、大通、大胜关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述樵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组“安徽旅沪学会”。由该会首先发难，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烈武、许世英、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参加，发出通电，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等地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蒋介石被迫通过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 “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行动。 王亚樵的活动，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干扰。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36年的一份报告：“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蒋介石惊魂不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命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 一 1931年蒋介石内外交困，他在国民党内部提出了《训政时期约法》，结果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且这位曾任孙中山时期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已对蒋介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说如果举行大选，会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他。蒋介石决定拔掉这根后来在自己日记中痛骂为“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的肉中刺。 1931年2月26日，本是这一年的农历大年初十，但是在国民政府废除春节的命令约束下，大街小巷上一点年味都看不出来。胡汉民在这一天接到邀请：到蒋介石的陆海空总司令部晚餐。一进司令部，胡汉民就后悔不已，他没有见到请客的主人，而是面对着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递给他的一封蒋介石的信，这封信在列数他的多宗罪状后，要求他辞职。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2） 两天后的晚上，胡汉民终于见到了想以请客吃饭之名革他命的蒋介石。两人的唇枪舌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身在屋檐下”的胡汉民还是签发了声明：“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自此，胡汉民开始了在南京小汤山将近8个月的被囚生涯，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释。胡汉民这位当年曾被称为孙中山幕下明星的国民党元老，竟然被他的晚辈蒋介石软禁达数月之久，怎不令他义愤填膺。于是，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人士筹集了20万元巨款，托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杀蒋。本来就与蒋介石誓同水火的王亚樵慨然应允。 1931年6月初，王亚樵探听到蒋介石将从南京飞赴江西，并会上庐山消夏的消息后，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郑抱真带领，住在仙鹤街余立奎的住宅内，伺机埋伏在南京机场附近，准备趁蒋介石登机之时暴起刺杀。不过当时郑抱真率领的杀手们在南京机场潜伏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飞机动地方——原来蒋介石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去了庐山。 另一路则由华克之率领，化妆成游山的富商先行上山埋伏，等待蒋介石上山再伺机刺杀。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庐山，摆在王亚樵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枪。 王亚樵通过外国朋友搞到了几把最新式的德国强力左轮手枪，500米之内威力巨大。但是因为沿途车站码头搜查甚严，而且庐山山上因为蒋介石的到来更是布满了便衣和暗哨，所以华克之一行并没有带枪上山。现在怎么把枪送到华克之的手上便成了问题。 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原名丛蕴钰）出了个主意。他们差人买来了十个上好的金华火腿，用利刀剖成两半并把中间的肉挖空，再将手枪拆散，把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后放入火腿洞中，再将肉皮用针线密密缝好，涂上薄薄的一层盐泥，表面看上去天衣无缝。王亚瑛和她的弟媳刘小莲一起，乔装成贵妇，由两个部属办成伙计，随同她们前往庐山。一路上他们神态安详，毫无破绽，警卫们以为是阔太太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于是一路放行畅通无阻地上了庐山，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新旅社”。 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把火腿打开后将枪装好，装扮成游客模样，分别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上，密切注意着蒋的行踪，准备伏击。 可是百密一疏，因为华克之等人的一个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蒋介石侍从的高度警觉。这一次上山，蒋介石虽未带戴笠前来，但是负责保卫的侍从们也决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命令当地军警负责外围警戒和查岗放哨之外，蒋的卫士们也必会亲自检查蒋介石将出行的路线是否安全。这一天，卫士们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看到了几个被抛弃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齐地挖空了，仔细研究之后竟然发现火腿被挖空的###中隐隐有机油的痕迹。这一发现让蒋介石的侍卫们非常的紧张，他们推测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有枪支被偷偷带上了山。那么这些枪支的目标是谁？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之后，除了要求庐山上的军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变了护卫措施。他们将原本都拥在蒋介石身旁的侍卫们分成明暗两组，一组依然若无其事地拥在蒋介石周围警戒，另一路进入到蒋介石沿途的树林、竹林中暗暗保护。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行动组成员陈成扮成游客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着滑竿，一前一后颤颤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前后护卫。此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蒋介石的身上，没有想到会有卫士暗暗地从树林中摸出来。 此时穿行在树林中的侍从们也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长衫，手插在腰中，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蒋介石将要经过的山路——此时蒋介石的山轿已经出现在山路的远处。凭着职业的敏感，卫士们急速上前，扬声示警：“什么人！”那个身穿长衫的人这才注意到自己不远处有几个军人摸了过来，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在斧头帮里号称神枪手的陈诚没有逃走，而是选择了开枪——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他举枪对着滑竿上的蒋连开了两枪，不过因为射程远，而且受到影响没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两枪都从蒋的耳边飞过，没有打中蒋介石，倒是让一个轿夫受了伤。陈诚还想继续开枪，但此时蜂拥而上的侍卫们已经一起向他开火，陈当场饮弹身亡。枪响之后，王亚瑛、华克之等人见刺杀失败，便急速下山而去。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3） 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但并未受伤。他见刺客已死，强作镇定的把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的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通，发现除了手枪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介石报告后，他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 侍卫们就地掩埋了刺客，又在山上山下搜捕了一番，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二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实际上暗控军权、财权。此时汪精卫也辞去行政院长，改由孙科临时出任。这时国民党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除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一直推举王亚樵承担。 王亚樵谋刺蒋介石未成，心想转而刺宋，倘若能够得手，既可以惩戒蒋，又可以为陈成报仇。于是他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末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北火车站除杀。华克之通知南京“晨光通讯社”觅宋子文近期照片，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宋子文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7月23日上午，王亚樵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计划分别部署，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上午8时宋的专车按时到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走下车来，接着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但是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均穿一身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唐秘书夹着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长刘刚误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于是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后开枪将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出站口。龚春蒲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投出两颗烟幕弹，整个月台和出站口顿时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乘着烟幕的掩护，安全离开车站。在撤出时，他们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向群众。传单在历数揭露了宋的种种劣迹之后说：我们与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后人称之北站刺宋。刺宋案发后，国民党军警机关四处侦察，但一无所获。 三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蒋介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蓄意挑衅，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我方驻沪的十九路军全力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就此爆发。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受到了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持。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4） 王亚樵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斗争中去。“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命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等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十九路军供给民军400余枪支包括机枪和轻炮，但相差甚远，于是王亚樵与蔡、蒋两军长商议动用上海兵工厂枪支，兵工厂电南京请示，电复：“全部武器运往南京。”亚樵不得已乘枪支调运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装备抗日民军。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获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王亚樵与余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铁血锄奸团”。专门锄杀日军、汉奸，并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我军，打击敌人。 当时日军在浦东江边停泊了一些军舰，常常向我军阵地轰击，致使我军受到伤亡。其中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大将所在的“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炸毁“出云号”便能击中敌人要害。王亚樵与余立奎经过商议，很快从高昌庙兵工厂取得500磅鱼雷一枚，又命“铁血锄奸团”的龚湘龄选拔出水性极好、能在水中沉浮几天几夜的七名水手进行训练。在一天深夜首先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一声巨响，“出云号”被震得东摇西晃，舰上日军极为恐慌。可惜鱼雷的爆炸力有限，加上“出云号”在舰底布置了钢网，鱼雷无法同舰底直接接触，所以未能将舰炸沉。但已经在精神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日军为此惶惶不可终日。 王亚樵还命戚皖白、丁湘龄、杜敬纶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持抗战到底，报道抗日战绩和动态，鼓动上海军民抗日。 “铁血锄奸团”不断传出与日寇斗争的英勇事迹。胡阿毛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受亚樵之命锄杀日寇汉奸。1932年2月26日在执行任务时，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被日军截获，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日军阵地前线。阿毛假装应允，待驶至黄浦江边，突然加足马力，掉转车头，与日军同归于尽，将一车军火与押车日军一并埋葬于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胡阿毛殉国之年不到30岁，在他牺牲后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王亚樵亲诵自撰的祭文，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阿毛阿毛，泉台相望。哀哀孤儿，戚戚惶惶。 铁臂锄奸，赤胆心肠。一门孤苦，冥冥无疆！ 飞车黄埔，杀倭身亡。哭居西台，酹酒一觞。 春秋义名，忠国何伤！忠毅阁部，史册传芳。 哭君弱冠，妻别离偿。八荒有感，魂梦西厢。 慈母倚闾，血泪沾裳！君骨有灵，享玖蒸尝。 日军白川梦想24小时亡我京沪已成泡影，电呈本国增兵，增援陆战队五六万，再图大举进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本谈判停战，日本亦见上海缺口不易突破，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连续命令蔡廷锴、蒋光鼐停战，并调五万余兵力尾随十九路军之后，明令如不停战以“叛国”论处。于是全线停战，“决死军”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四 1932年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日本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祝捷大会”，洗雪国耻，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但距“天长节”仅10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为了防止不测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面临困难重重。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5） 王亚樵即命其弟王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1910年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革命党人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王亚樵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安昌浩对日本有亡国之恨，因此当王亚樵提出弹炸白川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次日，王亚樵即叫王述樵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霞飞路宝康里40号他的寓所里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天、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1932年4月29日上午，虹口公园张灯结彩，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食品、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手提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镇定自若地径直走到讲台前，顺手将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反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日酋高级官员登台依次入座。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的定时炸弹开关拧开，随即悄悄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看到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速离开会场。不多时定时炸弹爆炸，伴随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连台带人轰至半空，顿时血肉横飞、日寇鬼哭狼嚎。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一雪国耻大快人心。 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此事，蒋介石下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由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王亚樵。王亚樵将这四万元送交安昌浩，再嘱洪耀斗、余立奎顶下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交韩国革命党人经营，进行抗日活动。事后不久，尹奉吉等人先后被捕，受尽酷刑，最终惨遭杀害，但始终没有供出王亚樵等人。日本人没有证据，也无法向中国提出抗议。 虹口公园爆炸案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连其策划者及执行者都不曾估计到。首先，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借此案谴责日本侵华；其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成功地领导了这起爆炸案，在全体朝鲜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朝侨中重新树立起威信，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转机。再次，中方的动议最终由韩国义士变成现实事件，这大大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长期支持。 五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王亚樵奋战前线，炸敌舰、杀日寇，声望日高。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来沪，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和中将高位和巨额钱财，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条件是“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愤然回答：“我王亚樵决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他在致戴笠的信中表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宿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6） 亚樵书 正在此事，又发生了一起使蒋介石大为震怒的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选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竟宣称：“东北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等谰言，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当天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于是龙林、唐明等人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又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蒋介石闻之，大为光火，顿时下定了捕杀王亚樵的决心，他悬赏百万重金，要买王亚樵的人头。 按照蒋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军统特务进入租界，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多方侦缉；加上重赏之下，必有见利忘义之徒告密，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但是王亚樵依仗着他建立的严密组织和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其行踪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使得国民党军警屡次扑空，手足无措。 一次由于叛徒柏芷芗出卖，军统得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后来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所住卧室内，王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为王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q i s u w a n g .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q i s u w a n g . c c 或q i s h u 9 9 . c o m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还有一次军警得之王亚樵夫妇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赶在凌晨时分封锁里弄口。王妻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围住了。”王亚樵穿起妻子的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微微一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王亚樵穿过军警林立的弄堂口从容逸去。特务们冲上楼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 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来到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张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两位多时未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张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 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难以容身。于是1933年10月前往福州。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王亚樵也积极参与这次事变。不久闽变失败，王亚樵决意出奔香港再图他计。 辗转至8月中旬，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王亚樵照片，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因特务注意官舱，忽视货舱，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秘书戚皖白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出走前，他嘱全家回原籍，命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留上海，南京潜伏隐避，一部分人员分批去香港；嘱张文龙对被关押人员家属及留沪人员仍按月支给生活费用；郑抱真、许志远来往于港、沪、宁。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7） 六 王亚樵脱险至香港，旋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晤面。声泪俱下，历述虎口余生，痛陈蒋介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蒋、汪合流媚日卖国，热衷内战，屠杀抗日志士，誓与蒋介石周旋到底。一时香港盛传：“王亚樵抵港哭诉”。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先生惨遭特务杀害。亚樵悲痛不已，亲书挽词，隔海哭吊杏佛先生： 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 是时特务四出寻觅亚樵踪迹，因此由秘书戚皖白持挽联跑到鼓浪屿邮寄上海杨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惑戴笠。 1935年，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三人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锄杀蒋、汪。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杀汪。这是福建誓师讨蒋后，反蒋的最后一张王牌。 王亚樵召集港、沪、宁三地锄奸团骨干密议，宣布11月1日发难，杀蒋、汪以谢国人。他们请胡汉民出面在南京申办了晨光通讯社，由华克之任社长，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3人充当采访记者。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华克之由香港潜回南京，按照王亚樵的意图，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取得了进入六中全会采访新闻许可后，孙凤鸣志愿执行此次重大任务。 10月31日夜晚华克之、郑抱真、许志远与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举行临别聚餐。临别伤感，孙凤鸣慷慨而言：“望转亚樵先生及全体同志，勿悲勿伤，孙凤鸣等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洒热血，掷头颅，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孙凤鸣感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恨？愿诸兄弟及全体同志誓将反蒋抗日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于九泉。”席间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孙凤鸣将六轮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各怀炸弹进入中央大礼堂。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此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合影时，汪精卫就坐前排摄影，但不见蒋介石，孙凤鸣只得将照相机推向汪精卫前，厉声道：“严惩国贼，诛杀汉奸。”连击汪精卫3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孙凤鸣也被卫兵击成重伤，两天后壮烈牺牲。 枪声响起后，汪精卫妻陈璧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便疑心此事是蒋策划，顿时哭天喊地，大哭大叫：“蒋先生，你不容兆铭，他可以不干。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辩解：“陈委员不要误会，此案自有水落石出。”众人急忙把汪精卫送去医院抢救，蒋介石回过头来即大骂戴笠，“枪打进了中央党部，你都不知道，干什么的？限你三日破案！”戴笠诺诺连声。 戴笠急忙进行部署缉拿凶手的工作。很快他们侦察出晨光通讯社确实首王亚樵的指导和资助。蒋介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 王亚樵脱险到香港，胡汉民、李济深、萧佛成等出面商请英国总督葛洪亮关照王亚樵。葛洪亮通知香港情报处长勃朗对王亚樵加以保护戴笠见港督庇护王亚樵，难以下手，复以国民政府名义照会英政府，在港逮捕引渡王亚樵。当时正高谈所谓“中英亲善”，英政府电令港督协助，勃朗即通知王亚樵速离香港。戴笠无法将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12人逮捕引渡至南京，把他们权充“主犯”，以了结此案。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1939年元旦，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后的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七 戴笠早年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投考黄埔军校六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王亚樵则一直把蒋介石当作他的第一目标，接二连三地组织暗杀活动。戴笠认为与国民政府作对的人是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由此两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乃至后来斗智斗勇，以命相搏。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8） 刺杀汪精卫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捉拿王亚樵，王处境困难，遂于1936年2月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20余人及眷属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在李济深家的圩子里，改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李、白应诺。但不久，李、白与蒋密谈合作，王亚樵觉得梧州非久留之地，经与部属商议，决心投奔中共。 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华克之回忆：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 决定投奔中共后，王亚樵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推荐信，又亲书一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求收纳。王将两封信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带去延安。余、张走后，王亚樵深感处境危险，颇为伤感，曾写下《念奴娇》词一首，以遣志抒怀：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 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 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 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惜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 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下属牺牲之后，他的眷属生活一切费用均由他精心料理，因此这些下属无后顾之忧，心甘情愿为之效力，死而后已在所不辞。戴笠等人了解到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的优点，先抓了行刺当中自杀未遂的余立奎，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等人然后找到余的妻子余婉君，以释放余立奎为条件，让她说自己有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9月间，王亚樵原来下属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特务联系。9月20日，她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的屋中。王亚樵约定时间去其住所，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看势不可能，即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9月21日，王亚瑛、许志远得之王亚樵遇害的消息后，急忙赶赴现场，恸哭不已。随后即买棺入殓，安葬梧州倪庄。李济深、朱蕴山、李宗仁等均前往吊唁。王亚樵死后十天，余亚农、张献廷从延安赶回，传来中共中央同意接纳王亚樵去延安的消息，但为时已晚，不由使人扼腕叹息。 后来斧头帮副帮主华克之，王亚樵最欣赏的门徒郑抱真，在王亚樵遇刺身亡之后不到一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华克之还成为了直接受潘汉年领导的“特科”重要人物。建国后，华克之官至内务部副部长，而带领自己组建的部队加入新四军的郑抱真则是建国后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长。华克之后来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王亚樵的墓现坐落在磨店乡政府以西约１公里的荒草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石碑上镌：“王亚樵之墓。”碑后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其盖棺定论。王亚樵理当作为一个反蒋抗日的爱国奇士载入史册。 参考文章： 《神秘的王亚樵》，作者：郭超 《民国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作者：王述樵，郭超 《王亚樵：壮士末路也英雄》，作者：尤乙，《档案春秋》 --（本卷结束）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h u 9 9 . c o m-- 第二编 心狠手辣 恶魔鹰犬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1） ·《旭日惊雷》电影原型，国民党保密局派遣大陆的头号特务杀手 ·江湖上盛传“赛狸猫”的绰号，京津地区有名的“飞贼” ·1946年开始军统特务生涯，主要从事暗杀、破坏等活动 ·1947年，侦破中共北平秘密电台，逮捕中共秘密工作者一百余人 ·北平解放前夕，刺杀主张与中共和谈的何思源先生，造成1死5伤的惨案 ·新中国成立后,段云鹏逃往台湾,先后三次潜入大陆刺探情报 ·1954年9月，在第四次潜入大陆时落入了法网 ·1967年文革时，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以反革命罪亲自签字批准处决,时年65岁 著名演员吴若甫、古月、杜振清、胡慧中曾出演过一部影片《旭日惊雷》，故事梗概如下： 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美蒋特务认为时机已到，便互相勾结，设计暗杀毛泽东。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间谍飞机进入我国空投特务，准备伏击毛主席回国时的专列；蒋介石则派遣高级杀手段云鹏潜入大陆，实行“鹏程计划”。 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做了具体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做了周密的部署并亲自指挥这场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公安部派出的侦察员搜寻出了敌人在北京的隐蔽电台，而掌握电台的是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的潜伏女特务杨兰。段云鹏已到北京与他旧日情人杨兰接上了头。 敌人空投的两个特务，一个被挂在树上冻死，另一个代号“502”的被我军民俘获。我公安部侦察员到东北，根据“502”交代的情况，乔装成台湾派来的特派员，智擒了潜伏在东北的特务头子，全歼了铁路沿线妄图炸毁毛主席专列的武装匪徒。 公安人员通过严密地侦察，逮捕了段云鹏的结拜兄弟胡洪波，用政策攻心，争取他立功赎罪。我公安人员利用胡洪波和杨兰，终于擒获了段云鹏，使台湾国民党军统局精心策划刺杀毛主席的“鹏程计划”彻底破产。 毛主席听了罗瑞卿的汇报后高兴地说：“镇压反动派的一切猖狂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国家的繁荣、富强!” 此片取材于“阴谋暗杀毛泽东”的真实案例，反面人物段云鹏确有其人其事。不仅如此，段云鹏作为国民党保密局派遣到大陆来的头号特务杀手，他曾经夜探中共谈判代表叶剑英、滕代远住宅；爆炸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远寓所；三次潜入京津发展特务组织；策划暗杀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他如何由一个平津飞贼成为台湾头号特务杀手的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一 日本侵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我在华北对支那前总司令长官任上时，府邸发生了一桩极其恶劣的飞贼偷盗事件，损失尤为惨重。后虽经日特高课（日军高级特务组织）和北平警察局多方调查，毫无结果，殊为憾事。”?这名偷到日军总司令头上的飞贼就是段云鹏? 段云鹏，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徐家庄，在家排行老四。1920年离家出走，跑到保定投奔直鲁联军当兵。他个子不高，体壮如牛，性情粗野，在军队学了一些武艺，和别人摔打起来很少有对手，爬高越沟身轻如燕。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他不断升迁，1927年在直系第十二军新兵司令部混得一个上尉副官，成了训练新兵的教官。 1928年的春天，段云鹏在军队里混不下去了，便回到北平。后来他拜侠盗燕子李三为师，学会了不少偷盗作案的本事，也学会了不少“术语”：挖洞叫“开桃园”，上房叫“翻高岭”，夜间盗窃称为“掐灯花”。凭着高强的武艺，段云鹏偷盗从未失过手，成为平津一带有名的大盗。段云鹏外号“赛狸猫”，轻功卓绝，某日在北京踩一卖艺人的台子，手执满杯酒，踩着围观人头顶，围着卖艺人转了一圈，然后落地，酒未洒出，而被踩者毫不觉痛。卖艺人惭愧离去。段在西北军当国术教官时，常常去酒店喝酒不带钱，一日吃了3斤牛肉，一坛子酒后被老板截住。段笑曰：“我还没3斤重，怎么吃的了你3斤牛肉？”老板气煞，竟命伙计搬来一巨称，段飘然跃上，众人一看：2斤2两，一时呆住，段趁机得以逃脱。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2） 为了掩人耳目，在邻居中不露破绽，段云鹏以“跑行商”为名，跑出北平，专门到外埠作案。1943年初他在冈村宁次府邸作案，并成功逃脱，造成轰动。该次所偷盗的绿翡翠球，是由当时日军驻海外另一司令送给冈村宁次的礼物，当时价值约1000000银元，所盗刻有日本裕仁天皇送冈村亲笔签名的手枪世界上只有三只，价值无可估量。另有黄金等若干。 1932年10月李三被北洋军阀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首都警察厅捕获斩首之后,段云鹏觉得自己的脖子也凉飕飕的。段云鹏决定洗手不干了。1933年春，他弃盗从军，通过在军队的老关系，在四十七路义勇军第六大队当上了少校中队长。 喜峰口一战，段云鹏所在的部队被日军打散，队伍溃退到三河县境内，被冯玉祥部的宋哲元收编。宋哲元只要兵不要官，当官的均被遣散，段云鹏就回到北京，重操窃贼旧业。此时，段云鹏从闯荡江湖的阅历中感到独往独来身单力孤，做不了大“买卖”。于是，他就广交京津地区三教九流，趟开了一条在社会上存身的路子。作案时，和惯匪、惯盗三五结伙，得偷就偷，偷不成就抢。由于他在京津屡屡作案，在江湖上盛传“赛狸猫”的绰号，他成了京津地区有名的“飞贼”，北平警察屡次抓他不到。 1946年2月，北平市东城金鱼胡同大量金银珠宝被盗。北平警察局侦缉三中队在天津东马路“正华”金店将前去销赃的盗贼抓获，这伙人供出了段云鹏。段云鹏被抓并解回北平，始终不肯招供。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北平直属组组长江洪涛看中他身手不凡和江湖习气，认为江湖飞贼段云鹏可以利用，即禀报上司马汉三，对段云鹏酒肉相待并允诺不咎既往，把他吸收进军统。段云鹏自此开始了他的军统特务生涯，被任命为“军统少校”,主要从事暗杀、破坏等活动。1946年3月，军统局局长戴笠坠机摔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这年7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华北办事处”于同年10月正式改称为保密局“北平站”，“北平直属组”改称“北平站第四组”。段云鹏成为保密局北平站中尉通讯员，成了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骨干分子。 从1946年段云鹏被收为军统特务后,他跟踪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图谋暗杀叶剑英，未果。1947年,参与侦破中共北平秘密电台、逮捕中共秘密工作者的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刺杀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原北京市市长何思源先生，造成1死5伤的惨案。新中国成立后，段云鹏逃往台湾，先后三次潜入大陆，网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组成所谓“华北行动组”，刺探情报，从事暗杀纵火等破坏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危害。1954年9月，他在第四次潜入大陆时落入了法网。 二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设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参加“军调部”的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蒋介石则派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美国代表为罗伯特。马汉三奉郑介民的密令，组织了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对叶剑英的住宅和中共代表滕代远的住宅进行昼夜监视。段云鹏担任了行动小组的组长，带领特务对叶、滕的住宅昼夜监视，以获取情报。 7月中旬的一天，马汉三派人密令段云鹏：“你要想尽办法把共党谈判代表叶剑英每天去军调处开会带的那个皮包偷过来！如果偷不到叶剑英的皮包，上级命令，你可以就地刺杀叶剑英！” 段云鹏接受任务后，他知道要刺杀叶剑英并不是一般行动，必须要有周密详细的行动计划，不然出了差错，谁也担不起这责任。段云鹏立即去向马汉三亲自请示。等他来到马汉三的府邸，马公馆除马汉三外，在座的还有一位军调部的国民党委员代表黄天迈。 马汉三听完段云鹏的汇报后,问：“你打算用什么办法刺杀叶剑英？” 段云鹏立即答道：“我们可以用手枪，用利刃，纵火等，可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手段！” 马汉三摇摇头说:“这样做都会有痕迹。目前正在和谈期间，共党代表出了事情难免给人以口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3） 黄天迈在一旁插言道:“我觉得不要杀他们，这样会引起国共的纠纷，老头子知道了也不好向他交代。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文件用照相机拍下来，或者在他们的住处监视来往出入人员，另谋其他线索。” 马汉三思考了半晌，点点头对段云鹏道:“就按黄代表的主意办！你今天的报告很重要,今后凡遇大事就来我处请示!” 当天夜里，段云鹏带着照相机，去了位于景山东街的叶剑英住宅。在叶剑英住宅转了一圈后，段云鹏见四周无人，轻轻地一提气,疾跑几步，猛力一按墙角，就飞身上了叶宅后边的房顶。 他在房上观察一阵后，就翻身下房进了院子，落地如棉，无一点声响。他在院内野猫似的蹿到叶剑英卧室窗户下，正想观察室内情况，突然听到有脚步声，便立即蹲下，趴在花丛中。这时，在四处巡查的警卫人员走了出来。等警卫人员在院里转悠了一阵离去后，段云鹏心想：“此地不宜久留！”，马上飞快地直奔墙角，然后蹿上房檐，原路撤回。 回到住地，段云鹏对手下说:“叶宅守卫森严，卧室附近警卫众多，要想盗得文件，还要拍照，绝对办不到!” 在叶剑英住处未能下手，段云鹏又派了几拨人去西城西京畿道滕代远住处侦察。探到的情况是:滕代远住处西南角有个小跨院，住有警卫一队人，听说共产党谈判代表怕发生意外，警卫人员都配有枪支。 为了证实情报是否准确，段云鹏还亲自去侦察了一趟。他深夜独自一人爬上房，并藏在正院的天棚上观察。这里，北屋是滕代远夫妇居住的卧室，南房是办公室，东跨院是厨房，南跨院住有四五个健壮的青年，南房办公室桌子上有人睡觉。在夜间约二三点钟，南院人还未睡觉，段云鹏还看见他们每人端着一碗面汤在吃夜宵。他还发现院里人并未带武器。由于院内灯光明亮，没有藏身之地，段云鹏没敢下院。他在天棚上足足观察了3个钟头，见无缝可插，便准备撤离滕宅。他从天棚迈上房，由房上往东去，东边是个小死胡同，从那儿可以下来。正当他要跳下死胡同时，院里突然有人大声问道:“谁？”“干什么的？” 段云鹏一听，顿时吓得心惊胆战,，他不敢再跳入死胡同中，拔腿就跑，在房上一阵猛窜。此时，就听一声枪响，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也顾不得许多，赶紧由西头跳入南北的胡同内，一溜烟地飞跑而去。事后他才知道，滕代远住处后边紧靠着墙那边是京畿道的宪兵队。 段云鹏通过行营督察处派人调查，始终没搞清楚这一枪是宪兵队放的，还是滕代远的警卫放的。由于共产党代表在军调处就此事提出了严正抗议，马汉三这才下令，终止监视共产党谈判代表的行动。 1947年9月，发生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案件，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严重破坏，余心清、董肇筠、梁蔼然和保定绥署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北平地政局代理局长董剑平等10多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相继落入国民党保密局的魔爪。同时，西安、承德、沈阳、兰州、天津、上海等处的中共地下电台也遭破坏，各处共抓捕地下党人达数百之多。蒋介石兴高采烈亲自飞往北平，犒赏特工，鼓舞士气。 这次使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遭遇重大损失的干将之一，就是段云鹏，他利用上房技术，窃听到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国民党保密局就顺藤摸瓜对中共的地下电台进行大范围的搜捕，导致中共在北平、天津、上海、西安、沈阳等地的地下电台均遭到破坏，数百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段云鹏的这一“业绩”引起了中共特科的高度重视。中统特务少将马汉三，将段云鹏擢升为中尉。事后，段云鹏又赠裕仁天皇刻名手枪给特务马汗三作为感谢。 三 1949年1月18日凌晨，两颗定时炸弹在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爆炸，一声巨响，当场造成1死5伤的惨案。到底是谁？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 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免职。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包围北京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决，并为之积极活动。何思源在市民当中发起和平运动。他的倡议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市参议会也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月17日，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及北平各界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讨论北平的出路问题，何思源以市民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推举何思源等十一人为和平代表，定于1月18日出城和解放军接洽。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4）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傅作义、何思源等人与解放军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消息后，极为恐慌，他立即召见了保密局长毛人凤。 “北平局势已经失控，傅作义手握重兵，我是鞭长莫及，奈何不得。你立即派得力的人秘密飞到北平，把何思源给我干掉，警告傅作义!” 1月14日，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奉命趁夜秘密飞到北平，指挥暗杀何思源的行动。保密局北平站就设在北平东城弓弦胡同15号院。叶翔之到达北平后，立即在此召集北平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特务头目王蒲臣、徐宗尧、宋元和、杨渭植、吴安之、毛惕园、佟荣功等人开会，传达毛人凤的命令，要特务们坚守岗位，不到最后时刻不得擅离职守，密切注意傅作义的动态，随时报告情况。 散会后，叶翔之确信四下无人，压低声音对王蒲臣和宋元和传达了毛人凤的密令，叶翔之说：“何思源秘密串通共产党，鼓动和谈，总裁命令秘密处死何思源。你们立即挑选几名精通暗杀的手下，搞一个暗杀方案给我，随时准备行动。” 王蒲臣和宋元和将暗杀任务交给了保密局北平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谷正文找到本组特务刘吉明、李绍明、周凯、李汉彝和段云鹏。“何思源要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要是和平了我们就完了。南京派叶处长来了，命令我们对何思源采取行动，秘密处决，绝对不能让他们去和共产党谈判。咱们大家想想有什么高招？”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定时炸弹炸毁何宅。 谷正文立刻命周凯写成文字报告交给王浦臣，并让特务们下午四点在他家集合，听叶翔之指示。下午4点，在谷正文家，叶翔之询问了谷正文、段云鹏暗杀计划的细节后，给特务们打气：“计划得很好，祝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有牺牲。我已由空军那里给你们要好专机，完成任务后就接你们全组人员和家属到南京，带不走的东西一切损失由局里赔偿。” 段云鹏等听了，眉开眼笑。叶翔之先行回南京了。 1949年1月18日凌晨3时，特务们来到锡拉胡同何思源住宅，段云鹏与崔择2人迅速上了东西房的房顶，由杨丕明等在下面运送炸弹。四枚炸弹被分成两堆安放在适当位置后，特务们离去。4点50分定时炸弹爆炸。睡梦中，何思源被一声巨响惊醒，与他同寝室的2个儿子也醒了。他下意识地奔向夫人何宜文和女儿们的卧室。刚刚走了几步，头顶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他顾不得弹片横飞，砖瓦塌落，回过头去救两个被炸伤的儿子，又马上跑去另一个房间救夫人和2个女儿，全然不知自己的胳膊正流血不止。 到了夫人何宜文和女儿们的卧室，何思源呆了，夫人和女儿都被埋在瓦砾中。他在废墟里扒出血肉模糊的夫人何宜文，又找到2个女儿。大女儿何鲁丽只是手部受了轻伤；可是小女儿何鲁美却已经死去。 为防止再次遭到暗杀，何思源秘密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除了小女儿被炸死，何家其余5人全部受伤，何思源的2个儿子以及女儿何鲁丽的伤势不重，都是被瓦木砸伤。最重的是何宜文，医生从她头部取出4块弹片，由于神经受伤，她始终未愈。 天亮后，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和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人赶到何家，以考察爆炸原因为名查看爆炸的结果，暗中却将定时表的残骸捡走，以防露出破绽。 特务们通过各条渠道在全市放出谣言，说是“城外的解放军向何思源家打了两发炮弹”。 何思源没有被炸弹吓倒，由于受伤，他原定的出城日期推迟了一天。19日晨，何思源带着伤，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保护下，和其他代表出西直门，前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洽谈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向解放军表达了北平人民的愿望。傅作义将军也与解放军达成协议，北平的和平解放指日可待了，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告吹。 何思源住宅被炸之后，叶翔之给特务们许诺的专机载着北平站公秘组织的头目和他们的眷属飞离了北平。谷正文则通过华北“剿总”一处处长张庆恩买了飞机票，带领本组特务和眷属转道青岛逃往上海。而段云鹏却成了丧家之犬，无人理睬。他的未婚女婿李殿荣在空军第四大队，他顶替李的父亲之名，携妻女乘飞机逃离北平，前往上海向保密局报到。国民党大陆溃败后，他跟随保密局一同撤退到台湾，一度销声匿迹。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5） 四 台北，1949年8月的一天上午，段云鹏快步如飞地赶往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他是奉“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之命前来的。 3个月前,也就是1949年5月，他从上海乘中央轮，仓皇逃至台湾。可是来台3个月，那种无事可干、终日游逛的生活，又使他觉得自己像一件被丢弃的废物。“保密局”的召见使他好像被注射了一针吗啡，精神为之一振。叶翔之见到段云鹏，两人略作寒暄后便切入正题:“云鹏兄，你现在做什么？” “没有啥事，每天闲逛。” “派你回北平工作，你敢不敢去？” 段云鹏笑了一笑，一语双关地说道：“我做的是这份工作，哪儿也敢去；我要是不做这份工作，哪儿也不敢去。”接着又问道:“这次派我去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你这次的任务，主要是行刺；其次，是纵火、爆破；第三，就是在当地组织我们的力量，观察华北的各种情况。” “我们的行刺对象是谁？带什么武器？” “等会儿给你名单，你要记熟,名单不能带到大陆去。武器也不好带，到大陆后看弄不弄得到。” 说罢，叶翔之转过身来，向助手示意了一下。助手忙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了段云鹏。段云鹏接在手里，拿眼一扫，立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边看一边默读: “奉总统密谕：火速选派忠诚可靠之人，赶赴北平，于10月1日共匪政府成立前后，对以下匪首中任何之一者皆可实行处置，以示中央政府之惩戒，昭天下以正义。计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薄一波、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 段云鹏看完这份名单，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泥塑般愣在那里，脸色苍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云鹏兄，有把握吗？”叶翔之走到他面前。 “唔……”段云鹏挺了挺胸支吾道。 ……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化名李馨斋的段云鹏，一副商人打扮,带着简单的行李，经过多天的舟车辗转，先偷渡到上海，然后顺利潜入天津，住到了南马路二道沟12号他的老朋友于振江家。几天来，段云鹏召集了一些过去的死党组成秘密行动组，让他们分头去执行勘查地形、寻觅爆破点及纵火等任务。段云鹏还订了《天津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三份报纸，并将登有共产党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保存好，便于行刺人员随时都能认出，快速执行刺杀任务。 10月底，他又登上列车，到北京去联络昔日的朋友，希望把他们能组织就组织起来，也顺道探听北京的消息。他自潜入大陆以来，四处活动已有1个多月，也联系和组织了一批人，想到自己由入室大盗变成了保密局的职业杀手，也有点沾沾自喜。但是，自己这些手下大多数是大老粗，要这些人用智谋去和共产党斗，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深知共产党不好对付，更何况现在共产党又一统天下，自己须格外小心。 在北京，段云鹏侦得刘少奇的住处，打算回台湾取到武器后再执行刺杀任务。1949年12月初，段云鹏从上海转到广州，然后取道香港回台湾。 1950年10月中旬，段云鹏再次离开台湾由香港到广州，再入上海，最后到达天津。为躲避公安查店，他住进张庄大桥元兴小旅社,在登记簿上写的是由上海来津，鞋商，名字叫李永年。第三天，他来到把兄弟于振江家。于振江递过来的一张《光明日报》，让段云鹏顿感头昏脑涨，双耳嗡鸣，两腿似乎不能站立。原来，报纸报道了10月1日天津市公安局枪毙了自己发展的特务王明五、乔振东的消息。 不过，段云鹏很快镇静下来,他重新仔细地看了几遍，逐字逐句地琢磨，然后，冷笑着对于振江说道:“根据报纸的报道情况分析，王明五和乔振东并不是因做特务工作被逮捕的，而是因他二人买氯化钾不慎被人出卖才遭此横祸的。这两个笨蛋!叫他们买氯化钾去化工厂和颜料店去买,可他俩非去芦庄子西药房订货60磅，这等于公开告诉共产党，是在配炸药，这不纯粹是自己找死吗!” 于振江说：“这俩人把咱们计划破坏电灯厂的事情都向公安局供出来了。”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6） 段云鹏眉头一皱：“这个没关系，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对他俩早有提防，在他俩未到天津以前，他们不知道我来不来天津,更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姓名和地址他们也不知道，放心吧。” “你赶紧走吧，这几天天津也特别紧，公安局老挨家串门，我看这里面有文章!” 段云鹏不禁头上沁出汗珠，脸色苍白。 几天来，段云鹏心事重重,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透不过气来,总感到有人在暗地跟踪他。王明五和乔振东被天津市公安局抓获后，已将全部情况供出，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自己还能继续在天津待下去吗？说不定哪天就会被逮捕!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抓紧时间安排妥当后立即动身回香港……他和衣躺在床上,苦苦地熬了一宿。 此时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王副局长正和公安处处长方辉谈着话。他说：“据我‘海燕’从台湾送来的情报说，台湾‘保密局’已派特务潜入天津，此人名叫段云鹏,约50岁上下，他原是京津有名的大盗，被‘保密局’收下当了一名职业杀手，现已潜入京津一带,其具体潜入的目的尚不清楚，用何化名也无从查起，‘海燕’提醒天津警方高度注意。请你去北京查一查敌伪档案，并和公安部联系，返津后咱们再研究具体方案，我想从派出所所属街道、旅馆、车站开始寻查可疑分子。” 在动身回香港前，段云鹏还设法与在北京发展的特务接上了头,并搞到了一张简易绘制的中南海地图，上面还标明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办公地点。这样，他回台湾，也算对“上峰”有个交代了。 1950年11月下旬，段云鹏回到台湾。在台湾，他在毛人凤的引领下，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对他十分看重，亲自将段云鹏由上尉军衔直接提升为上校军统组长，负责京津一带的行动情报工作。对此，段云鹏感恩戴德。反复策划后，他再次潜回大陆，先是发展了曹福珍作为总交通，接着又发展了张兰亭作为情报组负责人，发展了他以前的徒弟、京津一带另一名飞贼刘珍为行动组少校组长，在京郊通县自制炸弹,预谋在1951年五一节动手，暗杀中共领导人，但均告破产，不得不逃回台湾，避避风头。 大陆镇反运动开始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几乎被彻底消灭。为了“鼓舞士气”，1954年6月15日,国民党保密局决定让段云鹏化名“张仁”潜回京津，计划在人口稠密的大众场所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地放火或搞爆炸。 离开大陆已4年的段云鹏，来到香港后，便四处活动，打听大陆各方面的情况，为偷渡做准备工作。 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早已架起了捕获段云鹏的天罗地网。 1954年5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指示，段云鹏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根据罗部长指示，北京和天津两地公安局商量后，决定以天津市公安局为主，实施抓捕行动。6月底，在得到段云鹏将在两个月内偷渡入境、潜入京津地区的情报后，罗瑞卿立即发出指示:“严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务必将段云鹏抓获。” 公安部部署公安部队在边界堵截；京、津等有关省市公安厅、局密切合作；天津市公安局指派专人前往广州坐镇指挥；广州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在深圳、广州布下天罗地网,专等段云鹏入网。段云鹏在香港的一举一动尽在我公安机关的掌握之中。9月13日，段云鹏以香港大轮行副经理的身份，以到广州与和昌行洽商投资的名义，领到了入境签证。 14日上午9时，段云鹏准时到达深圳。从这时起，他就被公安机关多层次地严密监控起来。 晚7时到达广州的段云鹏，被广州和昌行的钱经理接到一家高级饭店，钱经理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当酒足饭饱后的段云鹏回到房间,刚关上房门，几名公安干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名噪一时的大特务段云鹏终于被捕了。 五 1954年9月14日，深夜23时。广州。 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一盏200W的白炽灯下，正进行着一场特殊的较量。 “姓名？” “张仁。” “说你的真实名字!” 坐在预审员对面的一个50多岁的秃头苦笑了一下“:我没用过别的名字。” 第一章 台湾头号特务杀手段云鹏（7） 预审员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对方，秃头还是一副无奈的表情，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预审员清楚，面前的对手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第一次交锋,他绝不会老老实实交代的，跟这样的对手斗，既要有耐心，又要讲究策略。 秃头似乎比预审员更加老练，很规矩地坐在那里等着发问。预审员却并不轻易出招儿，只是用眼睛死盯着对方。这是一场心理战，有点像一对围棋高手在较量。这个坐在预审员对面的秃头，正是共和国大案“保字113号案”的主犯——段云鹏。 “保字113号案”涉及京、津、沪、穗、鲁五省市，同案犯多达100余人。此案是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公安部责成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协同作战，破获了段云鹏的四个潜伏组、四个联络点，共捕获148名案犯，其骨干分子已全部落网。现在，自作聪明的段云鹏还企图能够瞒天过海，骗过预审员，蒙混过关。 第一次提审时，段云鹏拒不招供他的真实姓名和特务身份。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老老实实的合法商人，并声嘶力竭地向公安机关提抗议，话还没说完，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审讯只好中断，医生马上进行抢救。经检查发现，他的瞳孔没有放大，心脏跳动也正常，查不出是什么病症。在场的人都很纳闷: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倒了呢？这家伙在搞什么鬼! 次日上午，第二次审讯的时候，段云鹏戴着镣铐端坐在椅子上，心中打定主意：“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他认为昨天夜里小施伎俩就骗过了审讯员，说明公安机关并不了解他。他暗自得意，表情坦然地望着审讯人员，等候发问。然而,这回没人理他。审讯员低头翻阅材料，不时提笔又写又画；书记员在埋头抄写什么；三四名身着便衣的人坐在旁边沙发上，各捧一张报纸专注阅读。审讯室里十分安静，纸张抖动的声响、书记员写字的“刷刷”声在此刻显得十分清楚。 这种沉闷的空气使处于守势的段云鹏渐渐紧张起来。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过去了,段云鹏不安起来，他狐疑地低下头，竭力回想着到香港后所接触过的每个人，是谁走漏了风声？还是自己在港活动时有失检点而被中共侦知了呢？…… “段云鹏!” “唉。” 陷入沉思的段云鹏，突然听到唤他的声音，不自觉地应了一声。当他急忙抬起头，发现屋里的人都在对着他微笑。他有些发慌，马上改口道：“我听错了，听错了。” “你没有听错，段云鹏，你的戏该收场啦，你看这是谁？”审讯员微笑着让书记员递给他一张照片。 “啊!”他张着嘴几乎喊出声来。照片上的人清清楚楚，是他和“黄牛”在香港上水的一个高坡处,向大陆这边张望时的情景。 他的脑袋仿佛被人重重地击了一下，感到非常诧异：“怎么让人偷拍了，自己竟一点儿都没有发觉呢？” “你再看看这是谁？”审讯员又让书记员递给他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1951年初在台湾“保密局”礼堂毛人凤亲自授他“六等云麾勋章”后，他带着勋章照的半身相。但这张照片怎么会落到共产党手里了呢？此刻，他觉得天旋地转，浑身无力，脸色煞白，防线开始崩溃了。 “咳!”他叹了口气，承认自己是段云鹏，受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派遣来广州搞情报。但是，对他潜入大陆的真正目的、真实任务和过去三次潜入京津地区的特务活动却避而不谈。 9月24日，段云鹏被押解到北京，被单独羁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这间房间俗称“铁笼子”。“铁笼子”设在约60平方米的房间里，高2米、长1.7米、宽1米，只能容纳一人。正面是很粗的钢筋栅栏，其余五面都是钢板，栅栏两端焊在钢板上，正面栅栏上有个很小的铁栅栏门，进出需要弯腰。因为被关在“铁笼子”里的人都是重刑犯，所以，有一个班的看守人员，昼夜24小时轮流武装看管。 被砸了死镣关进铁笼子里的段云鹏，长吁短叹，不吃不喝，辗转反侧，彻夜不眠。看守所郑所长到监房与他谈话，十分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开导他，讲政策。无论他怎样不讲道理，郑所长也不气恼,不发火。经过审讯员和管教人员耐心的思想教育和在生活上对他的特殊照顾，段云鹏逐渐消除了敌对情绪，逐步坦白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并揭露了“保密局”和台湾其他特务机关的内幕，包括在海外的特务活动和对大陆的阴谋计划…… 因为逮捕段云鹏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明真相。在我公安机关的指挥下，段云鹏不断从狱中写信与“保密局”联系，发出编造的所谓“情报”。“保密局”则定期给段云鹏“活动”经费。段云鹏在狱中被控制后，向公安机关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每当台湾美蒋特务机关有新的动向时，他都能提供一些背景资料。由于认罪态度比较好，遵照毛泽东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的指示，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直到1967年10月11日,“文化大革命”正“火热”之时，段云鹏被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以反革命罪亲自签字批准处决，时年65岁。 “文革”中，莫说是段云鹏，就连没被段云鹏炸死的何思源也没能逃出劫难。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精通法、英、德文，55岁的时候又开始学习俄文，曾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全国政协会刊任编译工作。但好景不长，一场意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宁静。何思源的家被抄了，抄得很干净，只剩下一个床垫和两把椅子。何思源被红卫兵抓到学校批斗，幸好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很快被放了出来，后来一直从事笔耕生涯。1982年，87岁的何思源病逝。 参考文章： 《共和国大案——飞贼段云鹏落网记》，元康著，中国盲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 《台湾头号特务段云鹏其人其事》，作者：周军，《党史纵览》2006年第5期 《刺杀何思源》，作者：穆玉敏，《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6年第3期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1）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亲手杀害的革命志士，竟多达300多人 ·1949年9月6日，在押的杨虎城将军一家被秘密杀害于重庆戴公祠 ·1949年“11·27”大屠杀，直接参与杀害21人 ·重庆解放后，逃到南充县青居乡烟山脚下，改名杨大发就地潜伏 ·伪装积极，1951年1月杨大发被选为城北乡三村贫协主席 ·天网恢恢，种种蛛丝马迹引人怀疑· ·1955年6月17日，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杨进兴被捕获 ·全国各大小报刊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题，报道了杨进兴落网的消息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 杨进兴，系浙江宣平人，生于1917年，1940年参加军统，接受特务训练。1941年调重庆任军统望龙门看守所特务队看守。他长得身高体壮，眉浓眼狠，穿着美国重磅呢军便服，腰中缠着一圈金灿灿的子弹带，屁股后面斜吊着大号左轮手枪，一贯穷凶极恶，对革命者心狠手辣。 从1944年开始，杨进兴当上了军统头目戴笠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1945年9月，叶挺将军从湖北恩施被押到重庆后，第二次被囚禁于军统“乡下”蒋家院子，戴笠便派杨进兴负责管押叶挺将军。戴笠摔死后，杨进兴调到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当行动员、看守员，后升任看守长。杨进兴因惯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而恶名远扬。 毫无疑问，杨进兴算得是军统职业杀手中的“佼佼者”。在并不太长的职业杀手生涯中，据他被俘后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地交代，被他亲手杀害的革命志士，竟多达300多人！其中就有杨虎城将军一家的惨死。这些杀手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笔笔的滔天血债，真是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一 杨虎城将军，1893年生，原名忠祥，陕西蒲城人。1924年加入国民党早年参加陕西民军、护国军、靖国军。后任国民军第三师师长、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司令、第十军军长、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第七军军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张、杨在苦谏、“哭谏”无效后，遂于1936年12月12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抗日主张。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张、杨邀请，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10年徒刑。杨虎城虽暂时逃过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 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1937年11月30日，杨虎城从欧洲回国，乘飞机取道香港返回大陆，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不料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后来被骗囚禁达12年之久。1938年春,蒋介石命戴笠将杨虎城解往长沙,后多次迁移囚禁地点。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关了8年。1946年,国民党又派人将他们押至重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杨家山。1949年2月,再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阁。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可是，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杨虎城失望之余，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2） 1949年1月，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他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然而，当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市长杨森装作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国民党反动派末日到了。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毛人凤特意提到杨虎城，蒋介石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字：“杀！” 1949年9月6日，在押的杨虎城将军一家被秘密杀害于重庆戴公祠。然而，凶手的滔天罪行终究掩盖不住的，杨虎城将军遇害的消息传开，国人闻知无不悲愤扼腕。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杨虎城家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的唁电是： “惊悉杨虎城将军于本年9月17日（杨于9月6日遇害，当时误传为17日），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蒋匪介石的囚禁达12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而奋斗。”中央人民政府的唁电称：“杨虎城将军长期系狱，复遭残害，举国闻讯，同申愤慨。将军推动抗日，有功民族解放事业，今日牺牲，将永远为人民所悼念。” 12年后，重庆戴公祠的花台下挖出一具开始腐烂的尸体，经牙医和亲属辨认，正是杨虎城的遗体。究竟是由谁下手杀害了这位国民党高级爱国将领？ 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杀手就是原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看守所白公馆监狱的看守长杨进兴。 二 杨进兴自从1946年调到白公馆看守所升任看守长后，他亲手杀害了大批革命人士，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为他铺垫起了升官发财之路。 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徐天德（绰号猫头鹰）等4名刽子手，将中共四川省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杀害于松林坡原戴笠的车房前，浇上6加仑汽油，焚尸后将遗骸埋在车房后的松林里。事后，杨进兴等4名刽子手得到一笔“赏金” 1947年9月13日，杨进兴又制造“到南京安排工作”的谎言，将朱念群、尚承文、张占鳌3位共产党员骗出白公馆看守所，递解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气象站下面的一所房子里，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加以杀害。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刽子手杨进兴见两人气息未决，他竟残忍地抄起十字镐掘入朱念群两人的头颅，使两人鲜血脑浆流出而死。随后他抢走了尚承文身上的一支派克钢笔。事后，他得到了特务机关特别费10万元，大米100斤，人字呢中山服一套的“犒赏”。 1949年8月27日上午，接到蒋介石的亲自指示后，毛人凤开始着手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计划。在重庆罗家湾19号何龙庆公馆“漱庐”，他召见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处长周养浩秘密商议，决定由周养浩去贵阳将杨虎城、宋绮云两家6口人押回重庆杀害。周养浩首先选中了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组副组长熊祥和杨进兴当刽子手。9月2日，毛人凤、徐远举在原“中美合作所”造时礼堂召见了熊祥、杨进兴和行动组组员王少山、白公馆监狱看守班班长安文芳、看守杨钦典，当场宣布了“密裁”的地点、办法和纪律。 9月6日，在贵阳囚禁了近8年的杨虎城一行向重庆缓缓进发。前面的救护车上坐着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后一辆车拉着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林侠）、儿子振中（小萝卜头），及在狱中出生的杨拯贵和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3） 深夜11点半左右，杨虎城的汽车到达歌乐山脚下。等候多时的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把杨虎城架出车外。“请主任在戴公祠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之后乘飞机去台湾。”望着山上影影绰绰的楼房，杨虎城没有多说什么。在特务队队长张鹄的带领下，杨虎城一行登上300多级台阶，来到戴公祠大门前。此时，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4名军统特务早已埋伏在楼内。 时年不满18岁的杨拯中腰脊佝偻，捧着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一间小屋。杨拯中刚踏进房门，突然，王少山、林永昌手持匕首，狠狠地朝杨拯中腰间刺去。 “爸！”杨拯中惨叫一声，随即倒地，一口鲜血溅在手里的骨灰盒上。怕惊动杨虎城，两名凶手又是几刀，把杨拯中的腰椎刺断。 听到儿子惨叫，杨虎城急忙回头扫视。此时熊祥的匕首一下捅向了他的腰间。杨进兴迅速奔跑过来，用手帕捂住了他的嘴，熊祥又是几刀。杨虎城痛苦地挣扎了几下，重重摔倒在地。杨进兴挥挥满是鲜血的手对安文芳和杨钦典说：“后车上的小崽子，就交给你们了！” 宋绮云一行到达后，王少山立即将徐林侠杀害，杨进兴和熊祥将宋绮云杀害。杨钦典冲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小萝卜头拼命挣扎，小腿乱蹬。杨钦典连忙捂嘴，想闷死他。手忙脚乱半天，小萝卜头还在呻吟。杨进兴见状，大骂杨钦典废物。他挥舞匕首，凶狠地朝小萝卜头的脊背又刺了致命的一刀。宋绮云、徐丽芳夫妇和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就这样也命丧屠刀下。3个多月后，阎继明和张醒民在重庆大屠杀中遇难。 而后，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一座花台里。为了保守秘密，凶手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令人奇怪的是杨拯贵的尸体一直未找到，只有一块连着头发的头皮。 9月10日，毛人凤对众“杀人有功”论“功”行赏，周养浩、熊祥、杨进兴各得银洋200元，张鹄得150元，杨钦典等各得50元。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杨进兴参与杀害了27人。27日中午，杨进兴以谈话为名，将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骗到杨家山黄泥堡脚下秘密枪杀，并抢走了黄将军的一只游泳表和一顶呢帽子。接着，杨进兴又将何仲甫等7人分两批杀害于“桃园”。晚上10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误入军统训练班的进步人士宣灏等12人被押出白公馆牢房，押到步云桥侧面军统的“四一”印刷所房内集体屠杀。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丧尽天良的特务杨进兴抢过孩子一枪打死，又将他们的父母杀害。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上午11时，杨进兴奉周养浩之命来到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稽查处的刽子手一起，将关押在市区内中正路（现新华路）“新世界饭店”内的艾仲伦、黄细亚等32人，用卡车押往磁器口松林坡杀害。杀红了眼的杨进兴，身背弹夹，腰间别了3支手枪，一口气杀了6人，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12时许，大屠杀完毕后，杨进兴等刽子手爬上稽查处未熄火的汽车，急匆匆向成都方向逃去。 三 “１１·２７”大屠杀两天以后，重庆解放了。在随即展开的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一大批作恶多端、拒不登记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被捉拿归案，依法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可是，在大屠杀中欠下血债的刽子手仍有少数下落不明。尤其是杨进兴，更为脱险志士和死难者亲属切齿痛恨，抓不到杨进兴，死者难以瞑目，生者万难心安！ 整整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没有一点关于杨进兴的线索，重庆市公安局于1955年春成立了“追残敌小组”，集中精干的侦察员组成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小组，张开大网，分兵出击，深挖猛追。追残敌小组各路干警，深入全川乡镇，进入各地关押案犯的大小监狱寻找线索，但是，直到年底，杨进兴这个凶残狡猾的刽子手仍然渺无踪影……杨进兴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4） 1949年12月5日，杨进兴逃到成都后的第二天，在成都观音巷“成都大饭店”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潜伏下来打游击的任务，领得１165块银元的活动经费，怀揣着成都警备司令部通行证和与特务接头的介绍信，一行18人朝川北华蓥山方向窜去。途经三台、绵阳到射洪县时，汽车抛锚了。正在这时，听溃兵说解放军已经打过来了，众特务连汽车也来不及修，就在双溪镇过河如鸟兽散四散逃命。 12月11日中午时分，在川北南充县到岳池县的大道上，匆匆走着三位肩扛滑竿的农民。他们是南充县青居乡馨盘和平三村的汪大才、滕明清、滕明忠。当三人走到永安乡红岩湾，迎面碰上了两男两女，那30出头的男子，身高1.8米，眼横眉浓，腮帮子上吊着两砣横肉，穿一身黄呢子衣服，手腕上戴着一块外国游泳表。那女人一头烫发，外穿一件红色呢大衣，不时用公鸭般的嗓子嘀咕着。这对男女身后，一个跟随模样的年轻人，身背一只口大底尖的“山丘”背篼，怀抱一个八九岁的女孩。 “嗨，抬滑竿的‘丘二’（帮工）！”那30出头的男子话音未落，便立刻改换了语气，客气地说，“三位兄弟，我堂客、细娃来不起了，做件好事，帮忙抬到前面永安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带有浙江尾音的四川话，顺手摸出了六角生洋。路上，那两男两女饿了，请滕明清帮他们买吃的。可解放才一天的永安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满街乱窜，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的。滕明清见买不到食物，便提议：“到我家煮稀饭吃，吃个热烙。” “小兄弟，你家有多远？” “不远，就在前面山脚下的嘉陵江边上。” 那30多岁的男人沉默了一阵后，转身对那年轻女人和跟随低语了一番，那年轻跟随便独自背着背篼向后转，顺原路走了。然后，那男人领着女人和女孩来到滕家。在做饭和吃饭的过程中，那男人一面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一面介绍起自己的身世。饭后，他便提出想在滕家暂住几天，等路上稍安宁些再走，先付五升米的房租，伙食照实算。老实巴交的滕明清见对方拖堂客带娃崽，说得可怜兮兮的，就答应了下来。 次日，那男的掏出两块银元，托滕明清打酒割肉，请村上保长许绍兵、甲长滕义和邻居滕明忠等7人坐了一桌，吃喝间，那男人叙述了他的身世： “我叫杨大发，广安县代市场人，6岁那年父母双亡，跟随做生意的叔父杨济生到江苏无锡，给人当放牛娃，10岁开始，靠卖饼子度日。12岁那年到浙江金华做小本生意，卖水果、香烟。民国22年到重庆南岸做水果生意，民国30年与田德俊结婚后，到江北县当过土木石工的包工头。民国32年失火把房子被烧了，只得带着堂客到成都后子门街做水果生意糊口。现在成都兵荒马乱的，只得回老家做庄稼。一想到离家20多年，家中无房、无土、无先人，再想而今眼目下，沿途‘棒老二’（即土匪）又多，在射洪的路上，我们的两只箱子都遭抢了，走路提心吊胆的，所以打算在这里暂住一些日子，等到清静了再离开……” 杨大发把自己的辛酸史说得哽哽咽咽，眼泪直淌，全席人无不为之动容、唏嘘不已，便都同意他在村里暂住些日子，就地谋生。 几天后，杨大发夫妇换上了土布衣服。从此后，他就跟着汪大才、滕明清、滕晓忠等人，搭伙抬滑竿度日。“吃得亏，打得拢堆”杨大发总抢着当后联手，汪大才称赞说：“老杨肯卖力。”杨大发不答腔。 转眼到了正月间，杨大发已经在此住了三个月时间。他付了二十个银元的押金，佃了滕明华的两亩土地耕种。接着，他在村上找了一家姓杨的认了“家门”；又带着堂客和女儿，认了一家干亲家，一家娘家亲。 等到土地改革时，杨大发被划为贫农成分，在烟山脚下扎下了根。凡认识杨大发的人，无不称他是个好贫农。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凡是村上开会，无论刮风下雨、白天晚黑，杨大发从不迟到早退。1951年初，岳池各区、乡政权日益稳固，乡、村建立了贫民协会。杨大发积极协助县委工作队走村串户，用自己在重庆做人力车夫的现身说法，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到动人处，往往声泪俱下。除了在诉苦会上积极发言，他平时还主动参加斗争、看管地主的工作。全村分胜利果实，身为贫农的杨大发分得土地1亩7分，一间半房屋。他又将分得的四斗粮食，拿出一半捐给村农民协会。平日里，杨大发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下地做活。落雪下雨天，别人在家休息，他照常出工。他田里的草锄的干干净净。粪坑积的满满的，粮食年年增产。村上办夜校，他夫妻俩带头报名参加，能识三百多字。成立互助组时，杨大发被选为互助组长。在组里，他主动承担那些又累又脏的活干，还经常帮助组员干活，被评为“模范互助组组长”。乡上修公路，他挑土运石十分卖力，几次把筐绳担断，被评为筑路模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杨大发带头晒干风净自家的粮食，大热天踊跃送粮到仓库，带领全组首先完成任务，受到全乡的表扬。政府推广包谷单株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他也是带头种植。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5） 1951年1月，杨大发被选为城北乡三村贫协主席。 四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有这么多的好表现，披着贫协主席伪装的杨大发，还是露出了种种令人怀疑的蛛丝马迹。 杨大发刚来到青居乡磬坝和平三村的时候，村上就有农民怀疑他原来就不是干人（劳动人民）。1953年8月，全国大规模地进行第一次普选的准备工作。青居区普选办公室向县公安局反映，青居乡三村有个来历不明的杨大发。审查选民资格时，杨大发自称原籍广安县代市人。县普选办公室发信到广安县代市，却未查到此人的祖籍。 南充市公安局即派政保股副股长和一名侦察员以县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驻进村里，开展调查。 据抬滑竿的腾明清反映，刚来本村时，杨大发身上穿的是一件黄呢子衣服，手上戴的是十七钻游泳表。他的老婆田德俊头上烫了发，住进村后见有人说田德俊是“披毛鬼”，她才改梳成一个“饼饼头”。 腾明忠反映：1950年农历正月初五，杨大发约他带路到华蓥山烧香。行至南充市新场乡，杨大发突然变卦，叫他先回去，说一个人可以去了。杨大发一个人到华蓥山去了几天。腾回来后对田德俊说：“华蓥山棒老二（土匪）多得很呦，老杨他会不会……”“没来头，华蓥山他有朋友。”田德俊不以为然地说。 正月二十，杨大发又约腾明忠到岳池县去买灯草。买回灯草后，他们挑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南部县去卖。有一天在南部县老鸦岩陈老板的栈房内投宿，因他们身无现钱，想拿灯草作抵。但陈老板不要实物。杨大发气愤地说：“也是解放了，不然我叫你生意都做不成。” 还有这位贫协主席实际上并不贫困。与杨大发一起抬滑竿的汪大才等人反映：1952年12月，杨大发曾拿了一个一钱多重的金戒指，到南充市卖了16万元（旧币）。不久又把他女人的红呢子大衣拿去卖了4万元。村民们发现杨大发进城赶集，往往会下馆子，有时提上一大刀猪肉、猪下水什么的回来，嘴里还喷着一股酒气，跟人打招呼。 一次，某村民家娶儿媳，大宴宾客。远亲近邻都赶份礼去祝贺一番。一般人家送点挂面、水果或两三块大洋而已。杨大发出手大方，一下就送了10万元（约合人民币100元），引得村民啧啧称奇。 村贫协要修几间瓦房作为办公地点。当全村老少都为经费发愁时，杨大发激动之下，拍着胸脯打保票：“乡亲们，别着急。这有啥子嘛！我随便拿它几两黄金就解决问题。”事后，他自觉失言，又极力否认自己有黄金。 杨大发家隔壁是位名叫胡德清的老农民，他与杨是同一个互助组的。老人家上了年纪，睡眠不好。他时常看见杨大发在夜深人静时，夹着一个铁盒子，鬼鬼祟祟地上山去，后半夜才回来。有一次，他夜半小溲，撞见了杨大发正夹着那铁盒回家。 李仁厚关切地问道：“杨主席，你怀里的那个铁盒子是啥子哟？” 杨大发顿时惊慌失措，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第二天，他赶到李仁厚家，给了李大爷五块大洋和一件棉袄。 …… 侦察干部深入群众3个多月，从杨大发表现好的背后深处，发现了种种可疑点。把这些可疑点串起来，勾画出的杨大发是个奇怪的贫农。杨大发刚解放时来烟山脚下落户，一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四川省公安厅一处对有关杨大发的线索进行认真研究后，明确指示南充地区公安处直接掌握指导、布置县局进一步查明情况。地区公安处王江夫处长和县公安局局长康功，亲自主持研究侦控方案，决定由一股股长宋子明、副股长吴英昌、侦察员青长明、黄同伦、曾凯、张中桃、文义彬、赖永金等八人为专案组成员。吴英昌等四人住在青居乡和三村，以搞普选、成立互助组、推广少秧密植等中心工作为掩护，深入开展调查。侦察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掌握了3000多份零散检举材料和敌情通报。 一是杨大发的邻居胡德清报告：有一天，杨大发之妻田德俊掰包谷吃，被杨大发痛骂后，两人发生争吵。田德俊说：“你凶啥、你恶啥，把你的历史背一下。人民政府到处都在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上去交代？”结果，杨大发一下子就蔫了。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6） 二是永安乡邮政代办员罗克卿反映：1952年底，杨大发写了一封信，寄给重庆田德俊的娘家人。获此情况后，专案组马上派侦察员曾凯同志，到重庆市江北调查。在乐磺镇找到了田映贞。田映贞说：“田德俊是我兄弟田万顺之女。9岁死父，就抱给我做女儿。18岁与桂花村胡金结婚。一年后，又跑到重庆与水泥工戴福游结婚。过后又改了嫁，嫁了一个在大澳沟国民政府做事的杨大发。她结婚时只回家住过一夜。解放后才来信，说在南充安了家。” 还有1951年川北党校学员膝志远的一份检举：“我邻居常来安慰关心我。他约我做生意（未成）。南充‘五·五暴动’（一九五○年五月五日反革命暴乱）时，他对我说，他原在抗日沦陷区和西南长官公署工作。解放前的3个月，到川西活动。成都解放时，准备飞往台湾。因情况变化，全组18人乘车到华莹山。途经蓬溪时川北解放，各人分散行走，到华蓥山集中……” 又据南充市公安局的一份《敌情通报》称：“匪保密局于1949年由成都派一个潜伏组到南充，行至中途，分散准备到华蓥山。” 根据这些重要线索，遂报经省公安厅批准，将杨大发列为重要潜伏特务嫌疑进行侦控。地、县公安机关的领导与侦察员，一道认真总结了一年多调查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杨大发伪装贫农无疑。要查获杨大发的真实身份，只有从解放前熟悉其妻田德俊的人中扩大线索。于是，决定派文义彬、张中桃同志，三次去往重庆调查。但均未发现杨大发线索。侦察员们毫不气馁，冷静分析后认为，查不到杨大发的历史踪迹，很可能因为他的名字是假的。侦察员再次返回乐硕镇查访，终于找到了曾在田映贞家里帮工多年的雷开云。雷开云说：“田德俊最后嫁的这个男人叫杨进兴，听说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过事。据说他腰别手枪，拿着铁铐到处捉人。” 案件终于获得突破性发展。文义彬、张中挑马不停蹄地立即返回重庆。经查阅敌伪资料，终于查到了杨进兴是保密局西南特区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长特务身份的材料。 为了证实杨大发就是杨进兴，还需要获取照片进行辨认。但杨大发夫妇平时很谨慎，从未发现他们照过相。经研究，决定派侦察员青长明、赖永金，以搞农业合作社的身份，长驻该村，寻机拍照。他们以要宣传农业初级合作社的名义，在村里四处拍照，拍下了不少社员劳动的场景。“驻社干部照相喽！你们也来一张！”一名社员喊杨大发夫妇。“你看，浑身是泥巴，头也没梳，脸也没洗。今天你们先照，等几天我们再照。”杨大发夫妇几次都婉言谢绝了。 后来青林社被评上了全区先进合作社。社长下令，要照一张全社集体相，参加县上劳模大会，会员都不能缺席。就这样侦察员终于取得了一张有杨大发夫妻的集体照片。杨大发夫妻的头像获得后，公安机关第四次派人带着杨大发夫妻的照片，到重庆南岸监狱找在押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等10余名特务辨认，均认定杨大发就是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等4位同志，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妙计。当晚三村贫协主席杨大发接到村长通知，让他明天早上去银行换贷款条子，顺带把村里的几把椅子挑到区公所。 17日上午，杨大发经过3公里的跋涉，挑着椅子满头大汗来到了区公所的石梯前。正当杨大发气喘未定地刚进入办公室时，突然有人在背后大叫一声： “杨进兴！” 杨大发立即答了一声：“到！” 瞬间，从屋内冲出来的几名侦察员，将他掀翻在地，一起扑上前，压得他动弹不得。随后，四只短枪齐刷刷对准了他，一副铮亮的手铐铐在了“贫协主席”的双手上，当场宣布将其依法逮捕。至此，“贫协主席”的画皮终被剥落。 五 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杨进兴被捕获后，供认了全部罪行。杨进兴并供认，临解放时，他乘坐周养浩的车，从重庆逃到成都。奉毛人凤、徐远举之密令，由周养浩给他两百个银元作活动经费，与王明清等28人，到川北华蓥山打游击。杨进兴等18人途经射洪县时，汽车坏了，车上的人各自逃窜。杨进兴虽然成了光杆司令，仍带着妻子向华蓥山方向行进。行至南充市时，解放军已进入南充，杨进兴便逃到南充县青居乡烟山脚下，改名杨大发就地潜伏。除种田外，杨进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抬滑竿、拉板车、卖灯草为掩护，来往于南充、南部、岳池、广安之间，妄图联络旧部和残余特务，伺机再动。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杨进兴才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起来，便死心潜藏下来，妄图逃脱打击。 “杨大发就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真凶杨进兴！”《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小报刊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题，报道了杨进兴落网的消息。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全国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柩，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分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备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 “西安义举揭示抗日主张堪称一代名将，华清兵谏促成国共合作无愧千古功臣”。 位于长安韦曲杨虎城陵园里的“正气亭”青砖灰瓦，四角飞檐。雕刻在亭外立柱上的这副对联凝结了后人对杨虎城将军的最高评价。 2006年11月23日下午，园内一片静谧。“正气亭”前沿山坡铺设的54级台阶，一派巍然。转过大亭，拾阶而上，“革命先烈杨虎城之墓”静静躺在北面山坡一片松树林的正中央，紧邻的北侧是一同遇害的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之墓，南边不远处是另一位夫人张惠兰女士之墓。这里是杨虎城将军最后的归宿，而57年前的阴霾之夜已烟消云散…… 参考文章： 《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落网记》，作者：胡昭裕，原载《工人日报》 《谁是杀害杨虎城的幕后真凶》作者：郭雪，原载《华商报》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末日》，作者：孙曙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进兴落网记》，作者：刘邦琨，《党史天地》2001年12期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1） ·1948年就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挺进报》送到了西南公署，长官朱绍良怒气冲冲 ·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到重庆主持破案 ·特务打入《挺进报》内部，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中美合作所对革命党人酷刑相逼 ·对华蓥山组织四次大屠杀 ·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干掉杨虎城，陈仪交军法会审 ·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 ·对重庆进行爆炸破坏，也不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一部《红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的反面人物——穷凶恶疾的徐鹏飞也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所熟悉。而事实上，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其原型就是军统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的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亲眼目睹他在被捕改造后所写对自己罪行的供状，直面那段黑暗的过去。 接受命令 １９４８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８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１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 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其活动规律了。我当了十八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局不少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来。 密谋策划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金牌”，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特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做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４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学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3）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全力协助。奸猾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需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地推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可以协助行动。只有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我们一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该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要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局，派员缉捕。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速派得力人员驰奔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四、运用各种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四处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中共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战，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的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 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尽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插进血手，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 一无所获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革命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革命的火焰，清朝政府想以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革命党人，破获革命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国民党当局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4）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中共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供了一张黑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１０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及云阳县地主豪绅。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他们的内部矛盾，根本与中共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中共地下党的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人民武装准备暴动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现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害。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组长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中共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市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扬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４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他未接受，于1949年“11·27”大屠杀时被杀害于渣滓洞。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红旗特务”的姿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１７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5） 酷刑严逼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革命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革命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有许多革命者经受了严刑拷打，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杀人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特警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采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革命人士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中共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夫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扩大破坏 扩大破坏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被镇压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扑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这次特务们去捕陈，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２０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虽显娴静而斗争非常英勇。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6）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１０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中共重庆市委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中共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共产党员２０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送回重庆。 迫害先烈 中共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党的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员刘国志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是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当局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１９４７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志原是四川一个大富户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共产党。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他大哥刘国其，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大部分操在他的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因此，我特派季缕单独深入。他乘吉普车趁早晨闯进何家，果然见到了刘国■。刘见来者不善，借口进去拿衣服，跑上楼便告诉何北衡的夫人说：“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说罢就从后面逃走了。何太太正躺在床上，闻声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搞得他们狼狈而归。 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司令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志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中共重庆市委的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他说刘国■及其妻子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 我与叶翔之、颜齐３人当晚进行审讯。刘国■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沪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7） 刘国■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的大哥刘国■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支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志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账。 １９４９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于“11·27”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国民党和共产党２２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特务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分化中共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扑灭起义 华蓥山位居四川中部，从合川起连接武胜、广安、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这里的人民因不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就酝酿起义，因此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指为“匪区”。从西南长官公署成立到四川解放前夕，只有４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先后４次派兵镇压。这４次大屠杀，我都参与或主持其事。 第一次是１９４６年夏天，由第十四军军长罗广文率部前往“清剿”，屠杀的人数以千计。 第二次是１９４７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陈相应等在大竹、邻水起义，达县、垫江、梁山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第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进剿，在大竹的杨通庙、张家场将起义军打散，搜到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文件，杀了一些参加起义的乡长和农民。 第三次屠杀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完全是由我主持的。由于重庆、广安、岳池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爆发了“岳武”起义，由共产党员张蜀骏、王屏藩在岳池、武胜两县率领３０００农民起义，向岳池县猛扑，将南充保安队击溃，当场击毙南充警察局局长，震动了成都、重庆。当时，整编第七十九军已调往陕西，重庆连一支正规部队也没有，受到很大威胁，乃星夜赶调驻万县的暂七旅一个新兵营、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一个支队，以及长官公署的警卫团组成“清剿”部队，派内二警总队长彭斌为指挥官，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为副指挥官，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岳武地区进剿。另外，王陵基还调来两个保安团参加“协剿”。为了搜查中共地下党，我派大批特务组织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随同杨元森前往岳池、广安、渠县一带做起义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统一战线，把当地的地方势力争取过来，使起义军陷入孤立，很快遭到失败。这次，“进剿”，俘虏了起义军３００多人，将张八妹、徐世连等领导干部３０余人押到重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时遭到屠杀）。事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鉴于事态严重，还亲自前往华蓥山各县，撤换了一些反共不力的县长，解散了岳池县的两个中学。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8） 第四次屠杀是在川东绥署主持下进行的。当时派了第一○八军的一个师在大竹、垫江、领水一带搞“三光”政策，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在战斗中牺牲，华蓥山人民遭到血腥清洗。 祸及川康 为了破获中共川康工委，我在１９４８年曾作过两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 １９４９年１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以同乡关系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３０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沪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韩子重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独子，在四川省军区任参谋。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四个参谋。我以此材料至四川省政府，命韩任民交出黄子万、王侠夫等４人。我正想驻在成都将中共川康工委所领导的组织全部破坏时，因蒋介石通电下野，政局突变，不得不停止活动，只将蒲华辅、韩子重等１０余人押回重庆，行前奖给胡秋５０００万元金圆券，并提升他为成都站组长。 我将陈离及韩任民的情况转告王陵基，王听后大发雷霆，即将陈离撤职，对韩任民大加斥责。 狂妄野心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国民党军队仍在疯狂挣扎，我认为这是为蒋介石尽忠效力之时，局势虽极其紧张，但还是有办法，苦撑待变，打开一条出路，维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盘踞西南那种形势。因这种“亲美崇蒋”的思想支配，我有以下几种妄想： 一、国共之争，系国际问题，两个阵营的斗争，美国决不会丢掉国民党，等美国直接出兵援助蒋介石，参加了中国的内战，形势就可以改变； 二、寄托于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在西南周围的百万大军，以西南的物力丰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失败，将力量拖到康藏高原、云藏高原，依靠国际通路，还有回旋余地； 三、希望巩固川康稳定云南，认为四川军阀王陵基、杨森、孙震对蒋介石忠实，邓锡侯、潘文华没有什么作用，我都可以控制得了； 四、我不大同意毛人凤的战线潜伏布置。我认为单一潜伏布置没有用。在共产党严密组织之下，在解放了的城市不能立足，必须与游击武装配合，必须乡村支援城市。西南地方势力雄厚，游击武装到处捣乱，一时肃清不了。当时毛人凤未重视这点，或者是重视不够。１９４９年３月他来重庆主持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我在“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游击武装的重要性，建议将“中美所”库存的美式装备，就西南的兵源来整编交警总队，以作为西南特务的基本力量，并建议各省站发动特务还乡，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备上山；同时颁发了一个西南特区工作纲要，交由各省站实施。这些意见都经毛人凤同意了以后，在重庆成立了两个交通警备旅，调了六至八个交警总队到四川和贵州整补，在四川先为他们成立四五个交警总队，即第二、第十、第十三等交警总队。 当时我的野心是以乱尚乱，将西南所有反共渣滓大联合，造成一个大混乱，使共产党解放了西南也无法收拾。与此同时，开辟财源，开放烟禁，将西南鸦片烟制成毒品，用飞机运往香港外销……但是形势发展太快，未能如愿以偿。 杀人魔窟 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在重庆设立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集中营。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它的两个看守所。 中美所位于歌乐山缫丝场，方圆有四五十里地，内部建了几百栋房屋，有办公室、特务学校、电台、监狱、军火库、射击尝汽车尝修车尝坟尝医院、酒吧间等等，还有四五百亩可耕的良田和果树、花园。为了取悦蒋介石和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还修了两三座豪华的公馆，给梅乐斯修的叫梅园，又在重庆神仙洞街同样修了一座。美国派到这里来的特务前后约有一二千人。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9） 中美合作所戒备森严，它用围墙、碉堡、岗哨、警卫严密地包围起来，任何人不能接近。１９４１年，国立六中有4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从歌乐山的小路下山，误入中美所的禁区，被特务抓到，诬陷他们是侦察中美所的小间谍，将他们长期关在这里，临解放时也将他们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杨森的师长白驹修的一座别墅，能囚禁１００人左右；渣滓洞是军统修的一长列监房，共有１８间，还有一栋女牢房，共能囚禁二三百人。叶挺和廖承志曾在这里被囚禁过，张学良将军也是从这里被转移到台湾的，杨虎城将军在这里关了３年，全家遭到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车耀先都是在这里遇害的。在这里不知杀了多少革命烈士。 当时白公馆关押的人，主要是从息烽监狱和渣滓洞看守所归并过来的。其中重要的有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他于１９３８年在汉口被扣，曾长期被囚禁于息烽监狱。许晓轩，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由息烽转到这里。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一直照料张学良，１９４６年张学良将军被转往台湾时，军统重庆办事处长张严佛将他扣留下来。还有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明等等。另外，蒋介石的卫队长何义炯，因有某种嫌疑，也被长期关押在这里。还有奇丕璋，不知与何应钦有什么纠葛被扣押；张碧天与康泽不知有什么纠葛被扣押。 渣滓洞原来已经被撤销了，１９４７年六一大整肃，逮捕了３００余名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我又把这个看守所恢复起来，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我派李磊为所长，徐贵林为看守长。１９４８年，中共地下党被破坏，大部分地下党员都囚禁在这里。 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对革命人士动辄带脚镣手铐，随便搜身和检查寝室。渣滓洞牢房人多，设备简陋，每天只放风十几分钟，其余时间都被禁锢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和一点盐水汤的菜。因营养不良，患病的人又很多，医药设备又很差。许多人因遭受长期折磨，２０多岁的人头发就变白了，很多人得了很重的慢性病。 斩尽杀绝 １９４９年８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命令我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总裁指示将杨虎城杀掉，陈仪交付军法会审，对张学良也要准备干掉。你们逮捕的共产党员择其重要者要先杀掉一批！”毛人凤还告诉我说：“陈公洽（陈仪别名）叛变，是我去奉化报告总统的，总统听了非常愤恨。狠狠地说：‘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今天他又来背叛我呀！’” 接着，毛人凤就命令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布置杀害杨虎城将军，连同杨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一同杀掉。在这之前，宋绮云夫妇原来不与杨虎城关在一起，１９４９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孙蔚如打电话到重庆说来迎接杨将军，重庆新闻界人士找到市长杨森和我，要求去看望杨将军，我因未得到蒋介石、毛人凤的指示，矢口否认杨虎城在磁器口，即将杨虎城将军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去躲避风头。杨将军见到报纸说要释放他，坚决不肯走，经我与周养浩好说歹说，杨将军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将他夫人谢葆贞的骨灰带走；二是他的孩子，无人教诲，要宋绮云夫妇去当他们的老师。我全部答应了，因此宋绮云夫妇又同他囚禁在一起，一同遇难。 关于杀害他们的地点，我主张在川黔公路的荒山僻野就地杀害，就地掩埋。毛人凤认为这样不能保密，怕出事故，于是命令周养浩到贵阳把杨提到中美所杀害。行刑的刽子手，是我组织的，挑选了西南特区行动组长熊祥、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和王少山等五六个人员。我带领他们见了毛人凤，并研究了杀人的地点和方法。毛人凤命令就在中美所松林坡杀害。 为了保密，不要开枪，而用斧子和刺刀，并要毁尸灭迹，问刽子手们有无把握，熊祥、杨进兴都说他们有经验，没有问题。毛人凤叫他们立即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到了９月６日，杨进兴将杨将军押到中美所，当晚即将杨将军及宋绮云夫妇及他们子女６人杀害于松林坡。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1… 至于屠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因蒋介石、张群命我去昆明搞“九九”大整肃，我临行前命令将华蓥山起义的领导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先杀掉。这次共杀害了４１人，其中成善谋、陈然等１０人是公开杀掉的；江竹筠等３１人是秘密杀害的。这次屠杀系由西南特区制定秘密计划、代区长廖宗泽核准的。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均时等５人，因张群、杨森怕落下罪名，不愿代人受过，延迟到“11·27”在中美所一并执行杀害。这是中美合作所第一次大屠杀。 过了一段时间，毛人凤又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他将屠杀名单交给保密局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核定后，即交我和周养浩、陆景清分别执行。 １１月２７日，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三处，共杀害黄显声、许晓轩、刘国■、李承林、周均时、周崇化、李宗煌、王白与、黎又霖、何雪松等２００余人。其中渣滓洞的大屠杀，是我派雷天元、龙学澜、熊祥等去执行的，原拟分别勒死，因时间来不及，改用美国卡宾枪、汤姆生机关枪扫射，共杀死革命人士１００余人。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由周养浩命行动组长廖雄将他们解至中美所松林坡杀害，共杀害３０余人。黄显声将军是杨进兴说周养浩找他谈话，把他骗出来，从背后用冷枪打死的。所有屠杀革命人士的刽子手，毛人凤都发给奖金。在屠杀时，有人向毛人凤请求将白公馆和渣滓洞囚禁的两个无辜婴儿留下，毛人凤严厉地斥责说：“留下来谁抚养呵，养大了叫他们来报仇吗？”屠杀完毕，为毁尸灭迹，我又命行动总队副队长钟铸人用大量汽油将渣滓洞焚毁，包括那里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全部焚毁了。 疯狂破坏 １１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西南，分别解放了湖北恩施和贵阳，直逼重庆。我于１５日回到重庆，蒋介石偕毛人凤又从台湾赶来，布置继续进行大屠杀和大破坏、潜伏、游击四大任务。 “11·27”大屠杀后，人民解放军已临近重庆，川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率领的两个兵团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弃甲丢盔而逃。重庆已乱成一团，军政机关人员和眷属如潮水一般狼狈逃窜，大小车辆拥挤不堪，公路交通一再为之堵塞。蒋介石唯恐解放军沿公路直下重庆，命将綦江至重庆公路大桥破坏，以阻滞解放军前进，又命毛人凤将中美所的催泪弹和毒气弹送到蒋介石的住处，可能是为了逃跑不及施放毒气。 １１月２８日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来紧急命令，令各兵工厂停工，警戒勤务交由交通警察总队接替，如违命不从，军法从事。破厂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当晚１１时都按照命令到达指定地点，同时起运炸药，装置雷管。２９日中午，蒋介石在离城２０里的山洞召开陆海空军首脑会议，决定撤出重庆，立即进行破坏。下午３时，毛人凤从山洞里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厂命令，又命军统特务全部撤退。下午６时，破厂命令下达到各兵工厂，即刻点火爆炸，重庆四郊成为一片火海，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给重庆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只有大溪沟电力厂，因工人勇敢护厂，破厂阴谋才未能得逞。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因炸药赶运不及，未遭到破坏，只廖宗泽在军械总库运走了一部分武器，逃往广安、南充地区。 ２９日晚，西南特区的特务们撤到山洞，毛人凤见副区长李修凯未到，非常惊慌地说：“李修凯不出来，我在西南的潜伏布置就完了！”我立即派特务进城寻找，也未找到。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将停泊在重庆的所有海军舰艇一律炸沉，毛人凤接到这个命令，非常着急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去炸呀？” 但因系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派人去炸，去的人因沿途汽车阻塞，行进困难，到处是爆炸声、枪炮声，只走了几公里就无法前进，又撤回山洞。我说杨森留在城内，通知他去炸，他可能有些办法。毛人凤即用电话通知杨森，杨满口答应即派海军人员去执行这个任务。到了深夜，蒋介石逃到白市驿机场，在飞机上留宿一晚，第二天偕同顾祝同、蒋经国、钱大钧等逃往成都。蒋介石临行前叫蒋经国通知杨森死守重庆，又命毛人凤将山洞、公路、桥梁、涵洞炸毁，毛人凤、杜长城派了几个人执行。我与空军的晏玉琮等待蒋介石逃跑后，见机场四周发生枪战，即率领军统特务和空军司令部人员，乘两架飞机逃往成都，行前还将空军机场的军火、物资器材和４架待维修的飞机，都装上了定时炸弹。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选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540—5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1） ·《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沈母言：“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1935年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北平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11月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 ·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随后当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押 ·1956年，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后，对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73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来可能比较生疏。如果说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其实，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不过，《红岩》中的徐鹏飞，与真的徐远举是有不少出入的。因为那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资料或传记文学，所以允许作者加以创造。 我与徐远举相处前后近30年，由于他和我同年，又是两湖大同乡，不但曾在一起共事和共同学习改造，而且私交相当深。我认为对这样一个人物，还是应当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除我写些有关他的情况外，更希望了解他的人，也都写点出来，尽可能把这个人的一生，写得全面一些。 早年印象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特工训练，作为他的基层骨干。徐远举受训后，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任务是监视分社成员的活动。 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法租界组)组长，两人一见谈得十分投机，他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不想再在南京当干事，愿意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想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 隔了好久，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本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回藏行署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班禅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满意接受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话。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了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家，她有天在吃午饭时，仔细看了徐的面相后，当天晚上告诉我：“此人不可深交，要注意。”我即回答，我和他往来中还没有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诲？老人家告诉我说，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我便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经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过了几天，我有事要去南京，便陪他一道回到南京。他领我去见了班禅活佛，见面时，只简单介绍说：“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指我)。”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摩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了一边。我回到上海，我母亲还埋怨我没有让活佛摩摩顶，我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母亲为此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入藏途中 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等他到了青海省的玉树县时，已是1936年底了。他到玉树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班禅一行从西康到青海途中，一天晚上突然被西康军阀派兵伪装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2） 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他的湖北同乡，对他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向戴笠报告。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些活动，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支弹药。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不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还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使他们不搞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军统本部 1942年，我被任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徐远举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说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不要过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了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3） 破坏地下党 战胜利后，戴笠死去，毛人凤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同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总是设法输一些黄金美钞。徐本来很会打牌，与四川军政人员打牌常常赢钱，而与毛人凤打牌时总是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绥靖”公署。徐远举便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来为他庆贺，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给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这一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老手，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说明他统治的地区并不平静；无疑是在向他挑战。他把徐远举叫来，把那份《挺进报》用力地摔在徐远举面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徐被他说得无言可答，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照指示，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竟直接寄给了朱绍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便召开“丙种汇报”会议，研究破案的办法。特务们一致认为，应派特务设法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掌握情况，才能达到目的。 不久，徐远举得到了重庆站打入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即组织二处与重庆站联合破案，在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徐远举日夜审讯，任达哉在徐的软硬兼施之下，交出了他的上级领导、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徐远举大喜之余，又采用同样的办法审讯许建业，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位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口中没有吐出半点东西。徐回头又严刑追逼任达哉，任忽然想到了一位不知身份和姓名的另一领导，常去某处活动。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徐远举连饭也不吃，不停地审讯。刘国定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就交代出一大批地下党员。这是保密局从来没有过的破坏活动，只10来天的时间，重庆市委所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 毛人凤得知徐远举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逮捕了市委书记和许多重要党员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到重庆，指导徐远举继续进行搜捕，还和刘国定、冉益智等几个叛徒商谈，如何破坏原南方局及南京、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据刘国定交代，他曾和这些地区的几位领导人接触过。叶翔之便亲自带领刘国定去上海、南京，幸好那时刘国定认识的那位领导人离开了上海，才幸免于难。 冉益智叛变后，亲自带领特务去万县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多人。还把川东地区一个工委书记涂孝文出卖了。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诱劝下很快叛变，又带领特务把川东10多名重要干部逮捕了。 接着，这几个叛徒又把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等出卖了。蒲华辅被捕后，徐远举高兴异常，连夜亲自审讯，利诱未成，乃改用酷刑，蒲交代出了川康特委的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与地下党有关的上层人士，连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党员也交代了出来。徐远举仍不满足，还不断逼他进一步交代，直到重庆解放还不释放他，最后连同涂孝文等四个叛徒一起被杀掉了。 在徐远举的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达130多人，其中除20余人释放与脱险外，绝大多数被分批杀害了。 特区区长 徐远举因破案有功，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毛人凤于1949年10月间到重庆视察时，对徐远举大加赞扬。国民党为了加强西南大后方的特务统治，特设立“西南特区”，任命徐远举为区长，原息烽监狱主任、毛人凤的亲戚周养浩为副区长，川、康、滇、黔四省省站都由特区指挥。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和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4） 重庆站长颜齐，也因协助破案有功；晋升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发给一等光华奖章。 朱绍良也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不久，朱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遗缺由张群继任，朱在离开重庆的盛大宴会上，还特别走到徐远举面前，拍着徐远举的肩向在场的上百人说：“老弟给我争了面子，否则我是要灰溜溜地离开重庆的。” 张群接替朱绍良不久，蒋介石即将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由“绥靖”公署主任晋升为军政长官，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朱在向张介绍徐远举时，特别称赞他精明能干。张早就认识徐，所以在张任内，徐比过去更吃香，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去办。因为二处成了公开掩护机构，许多事他可以用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名义去办，西南长官公署无权过问。张群做人比朱绍良更圆滑，只求徐表面上承认他是上级就行了，而徐干些什么，他完全不愿过问。徐远举设在渣滓洞的看守所，关了些什么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不知道。 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因出卖革命人士有功，都被毛人凤批准授予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职衔。我于1948年5月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任云南站长，几个月没有侦察出云南地下党组织。徐告诉我说，刘国定认识其负责人，我很希望刘国定到昆明帮我破案。正在这时，毛人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说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去重庆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能为个人小事而影响工作。我便于第二天由昆明飞往重庆。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所以我当天晚上找周养浩谈话，希望他和徐远举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同周一道去徐远举的办公室，要他把刘国定找来，我想当面问问云南地下党的情况。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着中校衔的肩章，看到我们3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扔过去，他很熟练地接着，但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 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对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并不知道，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说要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抓得到。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我向徐一使眼色，徐就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又站起来向我们3个人各一鞠躬，才走。 徐远举前天晚上接到我的长途电话，知道是为他和周养浩的事要来重庆，所以刘国定一走，徐便吩咐卫士把门关好，暂不见客，以便我们3人好好谈谈。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想到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摆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徐看不起周是凭江山人的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是毛人凤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算是比较痛快，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他问都不能问。徐本来是急性子，但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的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再补充。周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徐远举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四川一军阀请他吃饭，他刚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桌上吃冷菜，一个10来岁的小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他一听，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气冲冲地跳上车，主人赶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抬，便开车走了。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曾劝过他，切不可这样粗鲁，会得罪人。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5）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是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站长他指挥不动，我曾接到毛人凤用化名写的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但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根本不予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的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徐远举常到昆明，也没有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其实是徒有其名。 策划应变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三·一七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是开四一大会，以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大会改为三·一七大会，以纪念戴笠。可是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也由南京逃往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为了欺骗蒋介石，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过去军统开四一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派到外国的特务有不少也回来。现在解放区虽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出来了就回去不了。 筹备这次会议的，当然是东道主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重庆，帮他筹备大会。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大会期间，因为毛人凤一再表扬徐远举，使他更加骄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的人数虽只有过去的1／5，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中，不少人的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而徐又自以为立了大功，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应变”问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还乡运动”，让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搞潜伏或破坏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打游击。我是三项任务都要承担，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劝说到云南的外省特务，回他们本省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还要我在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而徐远举只愿担任组织游击队一项任务，准备在四川打游击，认为他在四川地熟人熟，打游击有把握。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凤便满意地回去了。 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以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把所有民主党派成员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 云南整肃 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发动了10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告诉了他。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敌情报告，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最受人重视。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6） 当时云南的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去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请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他还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都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不断公开在报上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支持云南人民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清剿，还送枪弹给他们使用。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是很值得重视的。 蒋介石为巩固后方，9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来云南加强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蒋介石、毛人凤紧接着就派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执行“整肃”任务。徐下飞机见到我之后，急忙跳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特务直接驶到民革领导人之一的杨杰家中。由于杨杰在他抵昆明前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空，他便对我大加埋怨，说杨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抓的重要人物，抓到后即由他所乘的飞机押到重庆去，现在竟让他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因为杨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停一下，结果让他跑了。我是准备接受处分的。后来毛人凤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就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镇压。当晚全城戒严，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周养浩、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 毛人凤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他这个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事前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我们到了机场，才告诉昆明空军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因为蒋害怕发生和西安一样的事变，只在卢汉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7）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8）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题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义务报童”。 盼望特赦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落在后头，只见他高举报纸，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王耀武便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他紧紧围住，只听到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王一边念，徐一边把报纸匆匆分送给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了一张跑到一旁去看。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9） 这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门外去散步，看到徐远举也出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得十分高兴。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河边碰上了。原来，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参加包饺子，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帮着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饺子，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便没事去门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便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是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指那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是头一天颁布的，第二天见报，颁布之日正是这年的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但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真实感情了。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一百零五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中将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50人。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我在离开监狱与他握手分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狱中去世 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10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着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3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我们3人上午向他们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争取早日特赦，下午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的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可没有料到，过不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发生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斗。我和康泽、董益三3人，又被重新投进监狱。 “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处逼着人写诬陷一些老革命干部的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肯写这样的东西。听说他在那几年心情非常烦躁，常和人争吵。“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缝制的衣服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经送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无法救治而去世。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1） ·上海法学院法律系的高材生，军统三剑客中的“书生杀手” ·1941年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欣赏称赞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访欧洲，回国后被囚禁八年之久 ·杨夫人谢葆真患了很严重的精神病，被折磨致死 ·亲手布置安排杀害杨虎城全家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 ·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重庆大破坏与大屠杀 ·法网恢恢，昆明机场终于被捕 ·周养浩与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 ·在监狱中表现一直不怎么好，1975年被特赦 ·后来定居美国，1990年在家中去世，享年84岁 周养浩，又名周文豪，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在军统三剑客中，周不同于沈醉和徐远举，他不是军校出身，也不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大学生。正是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背景，外加上他在军统内部心狠手辣，人们又称他为“书生杀手”。 1932年周养浩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法律系的高材生。虽然早在1933年就由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但并不在军统工作，而是法院的专职法官。1935年4月被派到国民政府武昌行营调查科任司法科员，同年10月，调国民党西北总部调查科当科员。1936年后，任陕西西安公安局三科科长、杭州警察局专员、重庆市警察局三科科长、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员、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科长。直到1941年娶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才进入军统，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他以“改革狱政”为幌子，把囚犯改称“修养人”，办工厂、农场，开煤窑、商店，让“修养人”参加劳动，人称“笑面虎”。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周养浩出任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省政府监察室主任、保密局贵州站站长。 1948年9月到重庆，任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组长、造时场联合办事处主任，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监督、“训导”工作。 1948年11月，毛人凤在军统大权独揽后，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将周提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徐远举任区长。徐远举看不起周养浩是凭毛人凤的关系爬上来的，什么事都不告诉他。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认为徐是乡巴佬、土包子，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结果两人谁看谁都不顺眼，经常公开发生冲突，毛人凤调解了几次也不起作用。最后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四川是徐远举管，根本不理他。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是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当年连戴笠也让他三分，云南的沈醉更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结果谁也不理这回事，周其实是徒有其名，光杆司令。 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特别是杀害杨虎城全家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宋的孩子就是小萝卜头）是其亲手布置安排的。 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所作的诺言；并将张学良公然扣押，逼杨虎城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真和儿子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投降政策。 杨虎城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毅然携眷返国。 1937年12月2日，等杨虎城回国辗转到达南昌后，即被便衣军警和宪兵管制了，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计，但已无可奈何。这所别墅式一所独立的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式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严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就难以下手了。所以决心先把杨扣留在南昌。杨夫人和儿子及随员等已经先返回西安，蒋介石仍然不放过他们。随后设法把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2） 在南昌软禁半年后，戴笠按蒋介石之命将杨虎城秘密转移至长沙，关押于东郊朱家花园，后又押往益阳桃花仓。国民党军从武汉撤离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解往贵州息烽县阳朗坝，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一年之后，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的囚室离公路太近，便下令另觅他处。 “玄天洞”在距息烽县城以东13华里的偏僻山顶上，高约10丈，里面有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道士庙，仅有一个出口，警戒方便，于是把囚禁杨虎城的地址选定在这里。特务将庙里的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在戴笠亲自布置下，除在杨虎城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采用传更的办法，所以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虎城可以在洞外走动一下。一到夜晚，便不准出门，他只能在屋里活动。中共息烽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肖忠书说：“当地人形容这里看管之严密，连玄天洞里的一只麻雀也别想逃走。” 戴笠对看守杨虎城的工作，除了严密的警卫设置外，还特别叮嘱当时任军统息烽监狱主任的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养浩是戴笠的小同乡，他表明上温文儒雅，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雄厚残忍的特务头目。因为周养浩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欣赏称赞，所以戴很信任周。所以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是也要受周养浩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关押期间，蒋介石曾希望杨虎城能向他低头“认罪”，表示悔过，揭发共产党的“欺骗”，以此作为他们进行反共和对内训示的材料，结果被杨虎城严词拒绝。蒋介石对杨虎城愈发恨之入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虎城一家都十分高兴，满怀希望能够被释放。回想自己为了要求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扣押了蒋半个月，结果被蒋囚禁了8年之久，杨虎城悲愤万分。不料，1946年杨虎城一家又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继续监禁。在那里，特务队长龚国彦向前来视察的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汇报，杨虎城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很愤慨。抗战胜利两年后，谢葆真因遭受长期迫害，精神恍惚，含恨辞世。从此，杨虎城天天以她的骨灰为伴，直至自己被害。 二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节节败退，蒋的精锐部队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为首的倒蒋势力再度占据了上风，李宗仁还调动自己保存下来的桂系部队向南京方向移动，欲以武力抢夺总统职位，演出了一幕新“逼宫”的好戏。加上连年争战，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内外交逼之下，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后，为了与中共“划江而治”，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但是李宗仁虽然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而退居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情，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执行。当时毛人凤已经率领保密局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 代总统见自己的命令迟迟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当时杨虎城被囚禁在重庆，外界不少人都知道。杨森不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的好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所以杨森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他也不知道杨关在什么地方。其实杨不但早知道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而且还经常与杨见面。杨森怕日久生变，便建议将杨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周养浩任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杨森把他的主意告诉周养浩后，周就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在电话里用浙江江山县土话向毛请示，经毛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贵州。当龚国彦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虎城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释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劝都没有结果，而且还吵了多次。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3） 龚国彦只有去请周养浩来劝驾。与对待其他的军统特务不同，杨虎城对这个学习法律出身的周养浩颇有好感。周养浩来到杨的住所，对杨再三说明利害关系：“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杨虎城的一向称呼），咱们不走不行。虽然有代总统的指示，但是没有总裁本人的命令，什么人说话都不能作数。现在国内外的形势你也是知道的，释放你还不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就是一直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你就先再忍耐一下吧。”就这样，又僵持了一天，杨虎城才答应去贵州。但是提出要先解决三个条件：第一，要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的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个看守所里调出来一起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凤亲自批准。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养浩便匆匆把他们一起送到贵州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住房内。这里是贵州的风景区之一。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在这里为蒋修了一所公馆，实际上蒋就根本没去住过，完全都是戴笠自己享受，当时军统成为麒麟公馆。杨虎城在这里住了7个多月。他每天留心看报，了解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连战连捷的情况。他这时更加谨慎，从不对时局表示态度，怕引起蒋介石对他更加怀恨。而代总统释放他的命令早成了废纸，也再无人提起了。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就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置，是否要解送台湾，他毫不考虑的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同时蒋还对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的400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时指示毛人凤：“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新中国成立前在重庆中美所内连续屠杀400多人的举世震惊的大惨案，便是蒋介石此次重庆之行的得意“杰作”。 三 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又派周养浩去解贵州接杨虎城。临行前，毛人凤召集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最后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扰。 周养浩来到贵州后，仍然欺骗杨虎城说：“老先生，总裁现在到了重庆，想要见见你。你们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也该好好谈谈，有个了解了。我给您提前道个喜，这次很有希望就会释放你了啊！”杨虎城屡次受骗，心中自然有数，自从他回国后，蒋介石从来就没见过他。现在眼看就要全国解放了，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所以这次他的态度很镇静。周养浩在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 毛人凤接到周养浩的报告后，便下令先一天（约在1949年8月底9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1949年9月6日黄昏，几辆黑色小轿车沿山路疾驰。车上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周养浩脸色阴沉，显得心事重重。同赴这趟行程的还有被解押去重庆的杨虎城等人。当杨虎城所乘汽车第二天中午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到重庆过轮渡时怕人看到，便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睡了一个午觉，一面通知重庆做好一切准备。 下午四点，他们才由松坎出发，快到重庆天已黑下来。刚到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轿车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拦停在路边。周养浩一脸疲惫地接过杨递上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看完便条，周养浩不动声色，朝杨进兴打了声招呼，返身钻入自己的黑色小轿车内，扬长而去。便条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笔所书。接下来杨进兴便让特务们准备好轮渡，安排他们过江，并随车一同到松林坡。 当周养浩坐在“中美合作所”杨家山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时。押解杨虎城一行人的两辆车正翻山越岭，直奔重庆戴公祠。前面的救护车上坐着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后一辆车拉着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林侠）、儿子振中（小萝卜头），及在狱中出生的杨拯贵和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4） 深夜11点半左右，杨虎城的汽车到达歌乐山脚下。等候多时的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把杨虎城架出车外。“请主任在戴公祠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之后乘飞机去台湾。”望着山上影影绰绰的楼房，杨虎城没有多说什么。在特务队队长张鹄的带领下，杨虎城一行登上300多级台阶，来到戴公祠大门前。此时，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4名军统特务早已埋伏在楼内。 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杨虎城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相，知道难逃一死。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吓得抖个不停。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当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时，这两个天真的小孩子，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以为可以免于一死。灭绝人性的特务哪管这些，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小朋友被凶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持的凶手周养浩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结瓜分了。杨虎城和他儿子尸体的面部，被特务淋上镪水后，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20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沈醉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旁人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向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四 1949年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两路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上午，浓雾刚刚散去大半，只见几辆小轿车在荷枪实弹的军警簇拥下，有些慌不择路地驶入了停机坪。不待轿车停稳，一个身着中山装的胖胖的中年人便弹出车门，直朝那架硕大的运输机奔去。 这是毛人凤在城破之际，意欲转道飞去成都，准备协助蒋介石拉拢川康军阀和胡宗南一道搞所谓的川西会战，企图作最后的生死挣扎。 “局座，”架着眼镜、几近泪眼迷离的周养浩忙紧跑上前，紧扶着舷梯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上司兼同乡。 毛人凤闻得呼唤，这才注意到身后送行的人。他从舱口猫出眼，稳稳惊魂未定的神情，朝远处的周养浩和苦着脸、心事重重的徐远举招了招手。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5） 两人忙趋步上前。毛人凤脸上又浮满了笑，他用手朝空中舞了舞，“你们回去善后一下，然后赶下午的飞机来成都，我安排你们去昆明，先找到沈醉，再从那里转道去台湾！” “局座，您呢？”周养浩不死心，还想追问出什么。 毛人凤凛然作态道：“我陪总裁先去成都，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川西决战！” 说罢，他朝徐远举、周养浩摆摆手，便缩进了身子。机舱门旋即飞速地关上，舷梯撤走，飞机立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周养浩苍白的脸上全无血色，他望望空空的停机坪，不放心地问道：“徐处长，我们下午去成都，还有飞机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中……” “走不脱，脱了走。”徐远举望望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周养浩，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是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还有活命吗？” “以你我的所作所为，即便不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些民主人士也不会放过我们，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去台湾。但愿不要生出什么变故，只要去了台湾，你和我的身家性命才有保障。” 徐远举听了，默默点头，再也没有说什么。 在机场送走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回到二处后，立即命特务们将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32名“政治犯”，解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下秘密杀害。中午时分，他们又急忙赶往白市驿机场，搭乘一架飞机，逃亡成都。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从成都乘坐的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飞往海南，但到了机场，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却不给他加油，也不准起飞。当时周养浩就预感到情况极其不妙，当沈醉打电话请他进城时，他谢绝了，坚持待在机场。 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从外面进来告诉周养浩，飞机上的仅剩的一点油也已经被地勤抽尽了，起飞已经没有希望时。周养浩一看情况不对，解下腰间的手枪，要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接着，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高天禄。 “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把它们带到外面，扔掉吧。”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就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 10日清晨，沈醉告诉卢汉周养浩在机场，卢汉当即下令昆明市警察局李志正局长亲自出马抓捕。但李志正率领50多名警员赶到巫家坝机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周养浩。经过逐一排查，总算抓住了周养浩的儿子和秘书以及副官，但他们拒不说出周养浩的去向。于是李志正让四名警员带着周养浩专机的驾驶员高天禄作诱饵，让高天禄不停地喊叫：“周主任！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前面约200米远近的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立即又缩了回去。再喊，就没有动静了。他们赶紧跑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当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车里的人叫了起来：“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书生杀手”最终落入了法网。 五 1950年，周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开始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作为战犯关押的高级特务为数不少，主要是军统。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是西南区区长，周是副区长，沈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有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到北京，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他们在被捕之前关系还可以，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1950年他们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时说起，起初，大家还能“和平共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变化，在那狭小的天地里，为些小事计较，不免就有些磕磕碰碰。 长期搞职业特务工作的几个人，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6） 有一次，审讯人员一时疏忽，在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周养浩处理意见的草稿，被周看到了。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还有沈醉揭发的置他于死地的材料。于是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他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子。只见周养浩突然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宋希濂当时也只有42岁，身强力壮，周养浩比宋大1岁，可能是宋希濂的个子比周养浩矮的缘故吧，伸手就顶住了周的手臂，凳子就应声落地了。 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其实，沈醉已明白了八成，徐远举可能比沈醉还明白，起码有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后，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出去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徐远举和沈醉都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与案情有关，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代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哼！”周养浩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周养浩对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而沈醉对他此后也是有意回避。 1956年周养浩被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但表现却一直不怎么好。他工于心计，加上是搞法律出身，就拼命为自己辩护，每次提审让交代问题，都变成自己无罪辩护的舞台。他总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讲自己是无罪的，因其口才很好，又摆出律师的劲头，有时候提审人员还真说不过他。政府自然不允许他狡辩，认为他是反动立场顽固。 这样周养浩自己也觉得很沮丧，整天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吟诵古诗词。不过他吟诗有时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唱《金陵怀古》时，被批评为“怀念蒋介石”，他唱《苏武牧羊》，又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到最后他也就破罐破摔，我行我素，任凭别人怎么说，一切如旧，也不求特赦了。具体表现在不但改造表现较差，连监规也不遵守，也不好好劳动，经常装病。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办理。”特赦时，监狱方面给他的评语是“虽然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不建议特赦”。后来毛泽东亲自说所有战犯一律释放，才赶上这个末班车放了出来。 由于当时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并发路费，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湾，要求到台湾和家人团聚，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140天没有获得台北方面的允许。 周总共有6男6女12个孩子，但他多方联系，只有在美国的最小的女儿回信说同意让他去住。他不明白其他子女是不愿意养他还是怕连累，搞的很灰心，但又不愿意回大陆，只好先去美国，去以前，还特意找到了香港中旅，问如果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中旅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给安排工作。 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到达美国后，才发现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小女儿家等他，原来是其他子女的工作多数在台政府任职，为了避免麻烦，只好让和台湾没什么关系的小女儿出面。 周养浩定居美国后只想安度晚年，对两岸任何事情一概不谈，也谢绝记者访问。直到另一个跑到美国的特赦战犯段克文在美国出书，污蔑中共的战犯政策。台湾记者认为周养浩应该也是反中共的，特意拉美国记者去采访周，没想到采访时周却说“他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还说段克文出的书是“胡说八道”，段这个人“不是东西”，还大爆段克文原本只是文强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文强离开军统时，偷盖了文强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还不是实授。搞的台湾记者们尴尬不已。从此不敢再登门。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家中去世，享年84岁。去世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送了花圈。 参考文章： 《周养浩惨杀杨虎城》，作者：沈醉 《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作者：陶朱问，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1） ·1949年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子弹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来，才能‘解决’陈毅！” ·三批刺客接踵而至，陈毅却执意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我公安机关张开罗网，静候猎物 ·与猎物不期而遇，眼看入网的“鱼儿”又游走了 ·国民党金牌杀手最终落网 ·最后的神秘女特务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兼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5月27日下午2时，6辆黑色的小轿车在上海市政府大楼前嘎然而止，陈毅一行风尘仆仆走入正门，正在这里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肃立，行注目礼，目送新任市长一行进入大楼。 沿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拾阶而上，陈毅径直来到二楼145号房间——“市长办公室”。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已在这里等候接管。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激动人心的讲演，一切都是那样普通平常。这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共同作风——朴实无华，埋头苦干。 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已是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机器工业80%停工，面粉业由于运输不畅，产量只及战前的1/10，占上海工业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没有原料和销路，全部瘫痪。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 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的3万多人，加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看到信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的字样，沉甸甸的，拆开一抖，“档哪”一声，一颗亮晶晶的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桌旁的纸篓。 站在一旁的秘书又将信封和子弹捡了起来。这段时间，公安保卫部门已经三番五次就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害我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作过报告。对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陈毅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秩序动荡。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排在第一位。 这个阴谋也为我公安部门掌握的可靠情报所证实。 一 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这批特务立足未稳，即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2） 紧接着，又来了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刺客。这次他们除了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但是很快又全部落入法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两天后又接电告:“刘匪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名，希即布置侦捕。”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在伸向上海、伸向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说到减人，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陈毅上任后，看到当时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经费开支很大，有限的财力难以支撑，同时又影响办公效率。当时从旧政权接下来的人员就有5万多，加上我方接管人员1万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此陈毅决定对政府机构、人员实行精简，并宣布自己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为6人。 负责警卫的保卫部门“抗命不从”。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上海解放后，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重大匪特案件，行凶、爆炸、放火、投毒、打死解放军战士、抢走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像影子一样躲在暗处的杀手。尽管陈毅本人对这些并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民政权捍卫机关的公安保卫部门，却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况且根据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的暗杀陈毅的阴谋已在实施过程中。 然而，陈毅的办事风格是说过的话一定兑现。几天后，他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警卫处长心里却是这样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 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 “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 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此举，是那个时期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的典型体现，这也正是保持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崇高威信的根本所在。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后，仍不甘心，恼羞成怒的毛人凤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亲自点将组成第三批杀手，把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押了上去。 第三次执行暗杀任务的竟是当年陈毅手下的传令兵、喝着红军“乳汁”长大的变节分子刘全德。刘全德何许人也？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他可算个小有名声的人物，除了他被吹嘘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能够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外，还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世经历。 时年36岁的刘全德，江西吉安县人，早在1929年14岁时便离家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头脑灵光，不久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红四军十一师某团传令兵。后来他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过班长、排长，直到升任为特务连连长。他熟悉红军的保卫和情报工作。1933年曾被我党派往上海做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客观地说，他是一个从事谍报工作的老手。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3） 1935年11月，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受党教育多年最懂得变节意味着什么的人，竟“扑哑”跪倒在国民党特务脚下，从此死心塌地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剿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成为深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赏识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先后在军统头目陈恭澎、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别行动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组长。 国民党特务正是利用刘全德对共产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特点，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由他直接指挥或参与暗杀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个之多。例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总台长佘珍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刘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别嘉奖。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由于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了一周之后即被释放。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舟山岛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又投到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特务机关。 为了暗杀陈毅，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刘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强化训练。毛人凤下了死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他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二 刘全德等一批特务将被派到上海，已为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但要掌握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在上海500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圈定目标方位，却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绝非等闲之辈！形势紧迫，公安部门不能等闲视之。 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扬帆，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收到有关暗杀上海领导人的案件通报，心头如同压着一块巨石。从30年代起，扬帆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活动十分清楚，至今，他对当年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爱国革命志士的情景记忆犹新。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自己的军事对手或是政治对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均施以暗杀了结，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用伎俩。 扬帆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恨之入骨。他将近来发生的暗杀事件情况，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刘全德等特务到上海暗杀陈毅的阴谋，向陈毅和潘汉年副市长作了报告后，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的离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同时召集公安局社会处主任、科长会议，讨论部署侦破工作。 上海解放才5个多月，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嫌洒列岛等大大小小岛屿还为国民党军所占据。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渔民、商人为了糊口，经常驾船到吴淞口上岸销售鱼虾等海产品，再贩运生活日用品回岛，一些特务乘机混入其间，从吴淞口登岸潜入上海；有的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陆。虽然进驻上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戒备措施，但毕竟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 刘全德曾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社会基础，潜沪后易于隐蔽，这对我侦察发现目标是个不利条件。但扬帆认为，刘全德既然要进行特务活动，就离不开他赖以掩护和利用的社会关系，只要工作缜密得当，目标选择准确，就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按照既定侦察方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加强对吴淞口码头的控制;二是对已经掌握的刘全德的关系处，布置专门力量日夜监视守候，等待其自投罗网;三是尽量争取有可能接触刘全德的关系人为我所用，主动出击，发现刘全德的行踪;四是深入调查，发现新的主要线索或刘全德的踪迹，“撒网”控制。 三 刘全德的确很狡猾。 1949年10月30日，台湾“保密局”特务机关用飞机将他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舟山岛定海，交给在定海的著名土匪头子黄八妹，指示她设法将三人送到上海。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4） “眼睛，眼睛，到处都是眼睛。”到定海后，刘全德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着他，如芒在背，因此行事小心谨慎。他要黄八妹先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岛，这是一个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岛屿；而后又提出三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走漏风声，要分头行动。他要黄八妹伺机安排、欧两人分别搭乘货船从大洋山岛进入上海，给他另外准备一条船，船上装些糖，何时启程由他决定。黄八妹一一照办。 三人定好到上海碰头的时间、地点后，刘全德只身装扮成“糖商”，乘船悄悄离开大洋山岛，于11月1日深夜到达浙江乍浦附近一个偏僻的海岸登陆，并于次日乘车潜入上海市。狡猾的刘全德经过一番化装后，竟在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作了实地勘察。返回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的行走线路，市长办公室、会议室门号，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方位等都一一用笔标出，尔后深居简出，窥待时机。 我方撤出去的网已经一个星期了，侦察尚无进展。“刘全德到底到了上海没有？他的落脚点在何处？”扬帆感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经报请上级同意，他在碰头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要主动出击！”经过分析，扬帆认为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很可能先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隐蔽下来，而后伺机行动。 刘全德与一位姓陆的曾同在国民党上海市普察局供过职，由于工作关系，刘与陆某常有交往，陆某还认识刘的密友姜冠球，并知他的住处。我侦察人员决定通过陆某到姜冠球处探探情况。侦察人员找到陆某，说明来意后告诉他，如果他能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将给予表彰、奖励。陆某表示愿意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11月8日晚上，陆某在我公安人员安排下，以探望之名来到姜冠球家。陆某原本只想通过姜打听一下刘全德的行踪，不料刚一进门，撞见刘全德坐在会客室内。这一意外相遇使他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喜。刘全德确已潜入上海。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某赶紧上前，故作惊讶，主动打招呼道:“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刘全德见到陆某先是一惊，紧张地从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在断定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时，才稍稍镇定下来，说道:“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找熟人去公安局自首。” 陆某一听这话心里明白，这是对他不信任并怀有戒心。他故意不接刘的话题，做出一副沮丧的神态:“解放后公安局对原警察局的人都留用了，唯独对我不信任，我只好早早辞职，现在家待业。今天到弄内来找老同学，是想请他给介绍做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等饭吃啊。” 刘全德听罢陆的话，不再说什么，他向陆某要了住址、电话，称改日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去。 为了摸清刘全德的去向，陆某随口说了一句:“那好，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出了姜家院门，路上，陆某心里十分矛盾，如果一直跟着刘，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若要把他扭送公安局，自己孤身一人，难是他的对手，惊动了他，更难捕捉。想到这里，陆某只得借口自己朝另一方向走，与刘分手。这条已经看到的“鱼儿”，又从从容容“游”走了。 四 20分钟后，陆某坐在了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扬帆和侦察组其他人员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刚才的一幕。陆某面有愧色地说:“没能抓住刘全德，没有完成好任务。”扬帆接言道:‘虽然这条‘鱼儿’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获，知道刘全德已潜入上海，这就大大缩小了追踪他的范围。你已尽力了。” 陆某走后，扬帆对在场的同事们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刘全德，而且是在他的旧友家中碰上了他，证明先前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下一步我们的侦察重点还是放在与他相识的人家这个方向！” 大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形成共识:既不能让刘全德的阴谋得逞，也不能让他受惊溜掉，立足于智取生擒。侦察组的同志估计刘全德从姜冠球家离去后，极有可能去找一个名叫史晓峰的人。据此推断，公安人员先找到了高某。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高某和史晓峰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同学，刘全德是该校教官。当年刘全德暗杀佘阶时，正是史晓峰掩护他脱离危险，所以刘对史甚为感激，二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高某与史晓峰是多年的旧友加同学，过去常有往来，因此，高某被我公安机关定为第二个打探刘全德行踪的人。高某表示一定尽力。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5） 史晓峰当时在山西南路7号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11月9日中午11时左右，高某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他有几分犹豫，正朝店内张望，恰巧史晓峰从外面回店，见到高某很是亲热。史晓峰要高某上楼一叙，并神秘地对高说:“老兄，我让你见个人。”房门推开，原来是刘全德在史家。 刘全德一见高某进来，不禁一惊，满怀狐疑地问:“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高某心想，既然撞上了，就得想办法将他稳住，尔后找机会离开。“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你！”高某故作惊喜地说，“这些年来您在哪里发财？”边寒暄，边落坐，房门紧闭，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史晓峰叫家人准备酒菜。 高某拿出一张离职证明“诉苦”道:“解放以后我一直失业，两位老兄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此时刘全德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他给高某频频斟酒，目的是想灌醉他，让他酒后吐真言。高某为消除刘全德的怀疑，也就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过三巡，高某已显醉意，刘全德的戒心有所放松。他对高说:“过个三五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再畅饮一次。” 高某一心想着如何尽快脱身，好向公安部门报告。他乘刘、史二人不注意时，将吸剩的半截香烟吞下肚去，满肚的酒菜顿时翻腾起来，只听“哇”的一声，刚吃下去的酒菜呕了一滩，恶气冲鼻。史晓峰喊来家人处理。高某假装醉眼蒙眬，歪在桌旁，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能躺在这里，送我回去··…”刘全德真的相信高某醉了，他打算先让高走，自己立刻转移。 高某在史晓峰搀扶下，歪歪斜斜出了院门。拐过巷口，他的酒全醒了，跨上自行车刚刚踏了几下，看到迎面走来两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忙下车，上前说明原委，最后说了句:“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某迅速来到史晓峰家。 “笃、笃、笃！”高某上前敲门。 “谁！”里面传出问话。 “是……是我。”高某在门外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明显警觉起来。 “我喝……喝……得太多了，这……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先……放在你这。”说得在理。 “吱”的一声，门闪开一条缝，高某顺势用腿一顶，两名解放军战士猛虎扑食般冲了进去。刘全德正躺在床上。也有几分醉意的刘全德以为短时间里不会出事，他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过这次他失算了。在高某的协助下，刘全德未及做出反应，就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压在身下。史晓峰也当场成了俘虏。 刘全德和史晓峰被押到公安局。主犯落网，对我全体侦察人员是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期一网打尽，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决定一鼓作气。侦察员一方面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继续日夜严密布控，以防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突击审讯刘全德。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存有投机心理的刘全德很快交代了潜入上海前后的经过、活动以及其他同行人员的行踪线索。 根据刘犯的口供，公安人员分头出击，迅速将其他5名特务和为他们行动提供方便的14名窝匪一一抓获归案，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已然破产！但有一重要敌特分子劳有花潜逃。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在上海被判处极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但潜逃的女特务成为我公安机关的心中之刺。 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劳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6）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不久老板就因为患有心脏病，猝死了！ 因为平时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记恨在心，现在有机会便毫不留情的将她从纱厂赶了出来，很快她又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但从未见过面。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边精心准备筹划边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根据上层指示：立刻离开上海，等待刺杀任务！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就被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待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有染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像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与刘全德等合谋刺我国领导人的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所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 此案再次向世人昭示，凡不择手段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人，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参考文章： 《斩断伸向陈毅的魔爪——国民党特务杀手刘全德落网记》，作者：鲁青，《党史文苑》1998年第1期 《捕获杀手刘全德的经过》，作者：扬帆，《炎黄纵横》2006年第4期 《谋刺陈毅的女特务落网记》，作者：曾洁，《文史天地》2007年第7期 --（本卷结束）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h u 9 9 . c o m-- 第三编 扑朔迷离 名案追踪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1） ·陶遇刺一案乃民国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 ·陶成章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杭州而不归” ·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二人结拜为兄弟 ·陶案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 ·蒋介石惶恐万分，为避风头再次东渡日本 ·陶案调查不了了之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遣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青（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鉴于溯往知今，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一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陶成章结识了当时尚在狱中的白布会领袖汉振声。二人相谈甚欢，汉振声为陶成章写了几封介绍信和十几张名片，便于他前往各地与会党联系。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同时也做社会调查，对当地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财政等各个方面加以了解。活动颇有成效，“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友，陶成章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后来由秋瑾组织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不料事败，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2）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受编辑《民报》。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捐，但孙中山以为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并不妥当而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诋毁孙中山先生。这一由筹款活动而引发的策略上的分歧，再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隙。1910年2月，章炳麟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任正会长，陶为副会长，他们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对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嫌隙，辛亥老人沈瓞民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 不过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无比惨重的，沈瓞民曾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走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时隔50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二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陈其美年少时因家道中落，15岁时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他怀有抱负，对当铺生活感到厌烦，而当铺外的天地，风云激荡。陈启美从上海来的报纸上，“洞悉世界大势与中国国情”，他“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当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决定不故步自封在当铺终生。1903年，陈其美只身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人物。1906年春，陈其美得到了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是进入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一年后改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暗中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后来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介石，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在浙京津等地联络会党支持革命。1909年夏，他想要策动浙江起义，但因被告密未成，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在上海受到了帮会团体、商团士绅和同盟会三方势力的拥护与支持。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陈其美终于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从缄默无闻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定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1911年7月陈其美参加了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参加了光复上海的行动。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3） 如前所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然在革命策略和做法上有所分歧，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光复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 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领敢死队来到上海。李燮和随陶成章一同会晤了陈其美，双方约定11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私下又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于是陈一方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都高于陈其美。 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载： “此次上海举事，总司令为李燮和，水陆各军俱响应，吴淞、高昌庙水陆巡警及炮台各军，亦皆应命。惟攻制造局时，以该局有备，未遽得手，定于夜间再行进攻。现该局张总办已乘小轮逃逸。军政府已张贴告示于该局门首，宣言已举民政总长李平书为总经理矣。” 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而光复上海后的第二天，上海会党邀集开会，当中有一人携手枪上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拥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往桌上一拍。本来在举行都督回忆时，陈其美一伙就将光复会排斥在外，光复会只有一人临时闻讯参加，此举一出与会者更是连李燮和的名字都不敢提了。由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陈其美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龙浩池给陈其美的信上，就坦率的指陈： “日来街谈巷议，咸闻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龙浩池顿首。” 陈其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燮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 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儿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反剪双手，并布包其面，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陶骏葆遇害后，他的哥哥陶逊为此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何以“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的谴责陈其美如此“刃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4）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三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1906年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日本，在东京初次遇见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了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尤其使得蒋心折。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3位盟兄弟，在上海滩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同时因为辛亥革命时，蒋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返沪后，因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寝。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 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与之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陶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后，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四 当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交予蒋介石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他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蒋介石的脸上和脖子里，他睁开眼，却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其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他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丧九泉。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5） 于是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他肯定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称赞道：“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对陶成章惨遭暗害孙中山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17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唁电缉凶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200元，怀手枪1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廿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时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来说，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五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较详细的记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成章之说，成章未之信。王文庆在南京致书成章，谓得确息，成章在沪大不利。成章始避之于客利旅馆。成章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门客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会员在该处公宴某某，成章在饭店遇到王金发、褚辅成。成章病犹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成章力辞未就。11月24日，沪军标统蒋某，晤张伟文、曾锡爵，言与成章无憾，欲来见剖白之。伟文约以下午4时来光复会一谈。及晤，蒋某与成章言论殊洽。谈毕，蒋某讯成章住址，成章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8时许，蔡先谌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10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成章，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某转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成章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25日夜间2时，有刺客二人撬门而入，阍人觉，询以何为则云来视陶先生，欲登楼入内寝，呼曰：陶先生，出手枪狙击之，枪弹从左颊入脑，而成章竟淹忽以没矣。成章生于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时（即前清光绪三年），卒于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丑时（即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年仅35岁。”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6）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六 1913年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前往日本。1914年陈其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此后不断策动上海及江浙等地武装讨袁，屡起屡败。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收买了张宗昌，他派人将陈其美暗杀于上海寓所。至此，陶案的幕后主使陈其美最终也落了个被暗杀的下场。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并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氏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参考文章： 《蒋介石评传》，作者：汪荣祖、李敖 《蒋式家族全传》，作者：朱小平、吴金良 《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作者：陈鼓应 《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1） ·自幼聪慧，1899年在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1901年，前往杭州蚕学馆学习新学 ·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志在办学，1904年开创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 ·兴办教育期间，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 ·辛亥革命前，在《时报》做兼职编辑，开始接触近代报业 ·民初一度受命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 ·1912年秋天，出任《申报》总经理，他从此走上了新闻报国的道路 ·创造了《申报》最辉煌鼎盛的历史，成为中国的“报业巨子”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蒋介石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1934年11月13日遭到特务伏击，遇害身亡 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间，在幽静的山坳有一座庄严、气派的墓冢枕山面涧，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这里就是爱国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的长眠之地。 1912年史量才先生接办《申报》后，创造了《申报》最辉煌鼎盛的历史，他也由此成为现代史上最为著名的报业巨子。因为他所主编的报纸针砭时弊，不断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忌恨，1934年11月13日为特务杀害。史量才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的精神，在我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1年的春天，一位叫钱九斤的老村民带领着前来寻访史量才先生墓的人找到了这里。钱九斤当年只是一个小孩，史量才墓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三万五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等人带路，那时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些动物的脚印。夕阳西下，当丁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西湖边北山路上，当年的史量才自建的以他二夫人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也依然伫立。夕阳西沉，在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当年的挚友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目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殁。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就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回顾报业巨子史量才被刺一案的前后经过吧。 一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祖籍江苏江宁县。他的父亲史春帆1864年移居江苏松江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经商谋生。1880年，史量才出生时，史春帆已36岁，中年得子，极为钟爱，特聘儒者戴葵臣先生在家教孩子读书，想让他走科举致仕的道路。1899年史量才去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在戊戌变法浪潮的熏陶下，史量才不愿再走科举的老路，他渴望新知识，于是自己向泗泾镇上的龚镜清学习日文及理化知识。1901年，二十出头的松江秀才史量才说服了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西湖畔金沙港的杭州蚕学馆（浙江丝绸工学院前身）求学。这是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一家新式职业学堂，1898年春天在关帝庙旧址上开学，与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并称为四大新式学堂，史量才有幸成为第二届学生。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志在办学，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新知识的海洋中游弋。1902年他从杭州放寒假回家，就在家乡江苏松江泗泾镇倡议办一个新式小学堂，虽然困难重重，但在他的热情奔走下，1903年“私立养正初级学堂”诞生了。 1903年冬，史量才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先后在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和南洋中学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桂墅里创办的女子蚕桑学堂，发展女学和实业教育。他以旧式里弄六幢二层楼房为校舍，以种桑养蚕的近郊为基地。开办伊始，学生只有20余人。杭州蚕学馆的日籍教师对学校工作给予指导，正在日本留学的杭州蚕学馆同学郑辟疆，也经常给史介绍日本新法种桑和养蚕的经验。因此，该校教学方法新颖，教学效果显著，成了我国实业教育史上的著名学校。史量才一面主持蚕桑学堂，一面在外兼任教职，一度以自己所得的薪俸来补贴蚕桑学堂的开支。1912年辛亥革命后，蚕桑学堂改为省立，迁至苏州浒墅关，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由郑辟疆任校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2） 史量才在兴办教育期间，结识了不少江浙沪的爱国士绅和政界朋友。由此，他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1905年，上海政界组织宪政研究会，他是早期会员之一。 1907年，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他参加了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他积极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的行动，多方筹款筑路，并亲临现场规划。 史量才与张謇（季直）等立宪派人士结识，是由旧友黄炎培介绍的。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任常务调查干事。史量才与陈其美（英士）、章梓等同盟会员的接触，也在这一时期教书的余暇里。 上海的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有一座名为“息楼”的三层楼房，是80余年前《时报》主笔与教育界名流（多为中学校长）聚会的场所。由于同乡陈景韩的介绍，史量才得以兼任《时报》主笔，并成了息楼的座上客。这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编务、教学之余，在这里议论国事，痛斥朝政，有时商讨教育救国问题，争论十分热烈。 在上海的南阳路184号，那时还有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这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建造的。它大厅中挂着张之洞所题的“惜阴堂”横匾，因此人们就把这座建筑称为“惜阴堂”。在革命风云笼罩下，清王朝摇摇欲坠。“惜阴堂”却门庭若市，以君主立宪振首领张謇为核心的江浙两省知名人士频繁地在这里聚会。他们为清廷出谋划策，主张君主立宪，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反对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史量才于“惜阴堂”后期也来办点事，主要是记录讲话，整理文稿，同时并与陈其美等同盟会人联络。当时的史量才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不愿参加同盟会；但对立宪派的那一套，他也不赞成，认为必须推翻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所以也一直未加入立宪派。 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陈其美等人，拟借蚕桑女子学堂为据点攻打江南制造局。史量才慨然允诺。后因情况变化，预定计划未能实现，但也足以说明史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 1911年11月，江、浙、沪等十几个省市先后光复独立；张謇趁机建议江、浙、沪三地都督发起召开各省联合会议，共商国是，组织中央政府。史量才曾奉命为之奔走，在沪杭、沪苏之间多次进行联络。 上海光复后，史量才又受陈其美的委派，一度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为了替陈其美筹备款项，史量才风尘仆仆，往来于沪松之间。他办事精干，思想敏捷，深得陈的信任。但几年来的政治生活，使他对宦海望而却步。他的妻子又力劝他退出政界。好友黄炎培也要他离开上海，暂去苏州，相机行事。史量才此时已稍有积蓄，几经考虑，就以妻子病重，蚕桑学堂须全力维持为由，向陈其美提出辞职。此后，史量才转为较多地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接触。这一历史渊源，导致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走上了兴办新闻事业的道路。 二 1912年9月23日，发生了一件在《申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张謇、应德闳、赵凤昌、史量才、陈景韩等五人，以12万元的代价，向席子眉、席子佩兄弟购进《申报》，这天买卖双方的“合约”正式签字。10月20日，正式办了移交。史量才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任总主笔。从此，《申报》这家由英商美查创刊于1872年的近代报纸，才真正摆脱了外国人的掌握，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张报纸，基本上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张謇、应德宏、赵凤昌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因为史量才兼任过《时报》主笔，在“惜阴堂”活动中为张謇等所赏识，所以得以加入；陈景韩任总主笔，亦以文笔犀利闻名。接办《申报》，实际上是张、应、赵三人出资，史、陈二人出力。 当然，史量才就任《申报》总经理，从他本人来说，也是避离官场、继续实现其“开启民智”意愿的一种选择。正如黄炎培后来在《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中所说；“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3） 1915年冬，正当史量才苦心经营《申报》的时候，《申报》的前股东、当时仍留任为《申报》经理的席子佩，突然向公共租界会审公署控告史量才等不能如约按期还款。租界当局袒护席子佩，《申报》的竞争对手、《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又从中插手，史量才等败诉，《申报》被迫分期赔偿24.5万两银子。这时，张謇、应德闳、赵凤昌也无意办报，要求退出股份。面临着这双重的困难，史量才还是咬紧牙关，四出筹划，冀图使接办不久的《申报》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他争取到旧友，上海纱厂的巨子徐静仁的支持，由徐出面担保赔偿席子佩的巨款，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此后，《申报》也就为史量才个人所有。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史量才经营《申报》费尽心血。一方面，他使《申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不卷入党派之争。他曾自述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它尽力与对手《新闻报》竞争，革新报纸广告；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使每小时能印三大张的报纸9．6万份；1918年10月，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又新建了报社大楼。为在发行量上赶上《新闻报》，又用附送画报的办法积极发展订户，并探求快速投递的方法。在史量才及张竹平、王钦尧、许灿庭等经营人才的努力下，《申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1912年接办时的7000份，发展为1926年的14．1万余份，成为当时有数的大报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民族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史量才也因此成了中国的“报业巨子”。 史量才为实现“以企业造产为富国福民之本”的宏愿，1921年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后来他还协助友人扩大五洲药房和复兴中华书局。这样，史量才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金融、实业界。 1927年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新闻报》股权风波。1929年1月，史量才由董显光出面，在北京与《新闻报》外商股东、美国敦士福开森秘密谈判让渡股权事宜。谈判商定，由史出资80万元收买福开森在《新闻报》的全部股权。消息传出后，《新闻报》华籍股东、经理汪伯奇愤愤不平，报馆同人在报上展开了一场“收回股权”的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有利于实行新闻控制，也乘机进行干预，宣称对此“将予以相当处置”。处事一向谨慎的史量才，不得不做一些退让，与《新闻报》同人会晤时，史量才说：“《新闻报》外商股票转让于华商，成为纯粹华商的产业，当为诸君子所赞成。新股东以我和我的学生钱新之、吴蕴斋为主，并有中南银行，金城银行主持人参加。我保证新股东方面决无北洋军阀在内，外间传说，纯属谣传，今后事实可以证明。本人也决无吞并《新闻报》意图，想成为报业托拉斯。此后，《新闻报》还是一张独立自主的报纸。内部一切事务仍请汪氏昆仲照旧主持。我对于各部分亦不无端干涉。” 双方谈判结果，定下几条协议，其中包括史量才退出300股，使所掌握的股份不超过总股量的50%。《新闻报》同人，对此感到满意。《新闻报》股权风波就此结束。史量才原计划任董显光为《新闻报》总经理，戈公振为总主笔，这时只能放弃。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4） 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了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人注目。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唐弢等人的犀利杂文则刊登在改革后的《自由谈》上。《申报》还决定增添专论和各种周刊，约请胡愈之、金仲华等撰稿。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又创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例如《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的创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的开办，等等。而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其中的“谈书指导部”，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对广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来更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当时，《申报》成为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最大报纸。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坚定。他终于从一个报业巨子，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新闻事业家。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中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一股势力。据说，蒋介石曾亲自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真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手握申、新两大报纸的史量才，负一国舆论重望，没有理由不自信，但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对他的忌讳，他已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势者眼中的钉子。很多年以后，杭州的丁云川老人听说这番对话，都要发出如此的感叹：“有骨气啊，可惜纸头敌不过弹头”。蒋介石为维系其反动统治，恫吓进步力量，阻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终于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五 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魏斐德认为：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暗害史量才的罪恶活动，在悄悄地进行。特务头子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亲自部署了这一活动。当时，蒋介石担心的是，一旦事发，上海工部局将会揭破真相，因此特别指示不许在上海租界内下手。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准备在史量才返沪途中狙杀。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8）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同学邓祖询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当时，史量才只有56岁。 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血案发生后，上海舆论哗然，一些报纸发表言论指出：“此种以野蛮手段所行之罪恶，实足使沪上各界人士为之震惊”（《上海泰晤士报》）；并说：“暗杀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强烈要求缉拿凶手，解开这个疑团（《新闻报》）。噩耗传来，《申报》同人陷于极度悲痛之中。他们尊敬史量才的为人，痛感世事之不公。 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真凶始终无法缉拿归案，后来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竟突然身亡，也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这样，史量才被害案就更为“扑朔迷离”了。在那强权践踏真理的年代，人们只好将哀愤寄于悼诗唁文，有一首挽诗写道，“谁谓天地宽，不许正人行；谁谓天地窄，魑魅森从衡！……安得照妖镜，尽睹魑魅形；安得双飞龙，为君一廓清？” 11月15日，史量才的遗体运送到沪；16日举行大殓。这一天，铜仁路史宅附近一带，军警戒备森严。上海各界人士前往吊唁者有2000多人，外地各方的慰唁电函，更如雪片飞来。 史量才遇难后一年，即1935年5月18日，其灵柩运往杭州暂置。1936年春，全国抗战风云密布，史量才被营葬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茅家埠天马山麓。章太炎为他撰了《墓志铭》，称誉“史氏之直，肇自于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赞他“不与俗同污”，是一位“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的“伟丈夫”！ 史量才遇难后50年，1984年11月13日，上海市各界人士隆重聚会纪念。人们缅怀这位具有强烈正义感与爱国热忱而又勇于开拓的民主战士和新闻事业家，赞颂他为我国抗日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章： 《守护“报格”的报业巨子史量才》，作者傅国涌，《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 《史量才》，作者：庞荣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史量才与上海申报》，作者：胡憨珠，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 《报海旧闻》，作者：徐铸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报章血痕》，作者：李文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1） ·早年赴美留学 ·出色的外交能力，在清末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积极推进民主共和 ·与孙中山的分歧，政治消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任中山县 ·上海沦陷后，与各方暧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等组织华中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杀唐 ·1938年9月30日，被特务赵理军等暗杀于家中 ·流传的多种死因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了上海。此后从1938年到1940年是上海史上的一段恐怖时期，暗杀与绑架层出不穷。其中大量的是日寇及其卵翼下的汉奸特务机关制造的杀害抗日爱国人士的血案，也有不少是国民党军统组织镇压汉奸的事件，互相交织，扑朔迷离，枪弹横飞，刀斧并用。其中尤以1938年9月30日，曾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的被杀，更是触目惊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 唐父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清朝统治阶层为之震撼，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清朝统治危机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在这场洋务运动中就包括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到西方学习先进的制造枪炮的技术。1874年，年仅14岁的唐绍仪随同第二批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稍久，这些留美幼童为避免同学嘲弄，有人剪掉了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认为学生离经叛道，不读儒书，目无师长，沾染恶习，有以夷变夏之险。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船到上海登陆时，像一群罪犯，由清兵押送，被关押起来，最后不问所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尽管如此，几年的留美学习和生活，成为唐绍仪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一段，对他今后的人生必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从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绍仪在美国生活了7年，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回国后，因曾经留学美国，清政府安排唐绍仪在外务部门负责一些外交事务。1899发生的“山东教案”中，法国政府借“法国教案”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法国教案”的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从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有机会参加多次的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二 铁路主权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与英人交涉，于1902年4月29日签署了《英国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和《关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国管理和统辖该铁路的大权，同时将原合同中作载明的支路修筑权予以更明确的规定：此后在距离现时所有铁路80英里地方之内，凡欲新修铁路，除此章程画押以前所应允修办者外，均应由中国北方铁路督办大臣承修。这引起了在该区域享有特殊利益的比利时和俄国抗议。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2） 此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由于唐绍仪在多次谈判中的杰出表现，唐绍仪就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由于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因英方仍存自鸦片战争以来利用坚船利炮做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的心理，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 1907年，唐国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3） 唐绍仪在外交活动中的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做法无疑和他的留学经历有关。当时的美国已是世界强国，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列强间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民族主义在西方得到普遍的认同，当时的国际外交已更加凸显国家利益至上。为维护甚至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各国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种种国际环境和国际外交原则必然会对在美国生活了7年的唐绍仪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那些旧式官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学识、见识还是胆识。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达到个人夺权的目的，对清皇朝和革命军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派出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在这次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清政府的高官大吏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同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对孙中山真心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孙而疏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使袁陷于被动的地位。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安定局面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而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主持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此后，唐绍仪思想转趋革命，力图按共和体制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凡事总以同盟会为向背”，极力推行民主制度，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如袁世凯欲借款，四国银行乘机抬高条件，提出监督财政的无理要求。孙中山认为外人“若监督财政，则应拒之”。唐绍仪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称这是“亡国之征”，予以拒绝。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为维护约法之权威，不做袁世凯的傀儡，唐绍仪于6月15日宣布辞职，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4）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电文对袁进行了痛斥：“……近闻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连吃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制事以毅力自退，诚以为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此电文无疑体现了唐绍对袁世凯违背共和，复辟帝制的痛恨和捍卫共和政体决心，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然而，段祺瑞上台后却不愿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临时约法》和国会是民主共和的象征，没有《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国家算是什么共和国!唐绍仪受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先后致电段祺瑞、张怀芝等人，催促他们尽快恢复《临时约法》，段祺瑞则通电反对。唐绍仪立刻联合社会名流伍廷芳、梁启超等联名致电责问段祺瑞: “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合法，则元年约法则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天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 这则通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段祺瑞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荒谬。 6月下旬，就在南北双方争论不休之时，北洋海军第一舰队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这立即使段祺瑞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并感到了事态的日益严重。25日，第一舰队发表独立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认。”在海军的影响下，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也纷纷发表宣言，声称非俟约法恢复，决不应召入京。 海军的独立和国会议员的宣言彻底摧毁了段祺瑞维护“袁记约法”的图谋，也使其失去了在恢复《临时约法》问题上再事拖延的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段祺瑞终于放弃了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顽固态度。6月29日，在段祺瑞的授意下，总统黎元洪颁发政令，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至此，新、旧约法之争结束，唐绍仪在这场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30日，段祺瑞出面组阁，唐绍仪被任命为外交总长。8月，国会通过了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为了振兴民国，维护共和，唐绍仪离沪北上。可是，当唐绍仪行至天津时，却受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 首先是督军团，“督军团”是北洋政府时期武人干政的典型之作，它的成立掀起了段祺瑞内阁组建以来北洋系军人干政的狂澜。督军团主要攻击国会中标榜民主共和的国民党及总统黎元洪。1916年9月下旬，督军团的主要骨干张勋等联名通电，反对唐绍仪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电文公然否定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气焰嚣张，无以辞达。 其次是聚集在天津的帝制余党，对素来以维护共和著称的唐绍仪也尽其排斥之能事，他们假托“直隶绅民”的名义，散发传单，对唐绍仪百般诋毁，肆意攻击。 唐绍仪对此极为愤慨，以患病为由，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辞去了外交总长的职务。唐绍仪在这封电文中严斥专制余孽和封建残渣，痛骂“骄兵悍将嗾使干政”，认为这将祸害民国，祸害民主，遗毒天下，流恶无尽;又历数封建渣子张勋、龙济光祸害民主，危害共和的种种罪恶，并将之昭示天下。电文还称赞为民主共和、国家进步而矢志奋斗的战士李烈钧，认为国家有负于他。唐绍仪断言，这种任由专制武人危害民国的做法，将使“烈士灰心，端人解体”，并发出了“我族何辜于天”的呼声。最后，唐绍仪希望总统能任用贤能治理国家。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5） 唐绍仪的去职，孙中山深为惋惜，他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唐绍仪是一位始终为共和而奋斗的干将，他的去职，无疑会增加维护共和的难度。辞职后的唐绍仪又回到了上海，继续韬光养晦，静待历史对他的再次召唤。 四 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后，力图揽大权于一身，与总统黎元洪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由此便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 府院之争也反映了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围绕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府院之争趋向激化，举国上下议论不断。段祺瑞追随日本，并想借参战扩军之机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所以力主参战。美国害怕中国参战会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大，就支持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 府院争执日渐激烈，不少有识之士敦促政府请在野党领袖和政治家参与政府对参战问题的决策。后经内阁决议，决定请孙中山、唐绍仪二人入京。 唐绍仪对于参战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1917年3月10日，他致电政府，申明自己反对加入协约国的主张。稍后，他虽然知道段祺瑞已决意参战，征求意见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给段祺瑞复函，明确表示反对参战。 他在复函中说:“我国加入战团，从根本上说，对于协约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助益。更不能与美国参战相提并论。就是协约国本身也并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参战，不过只是表示他们的希望而已。”进而他又指出:“以我国的国力加入战团，在战事进行期间，不会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停战以后开议和会议时，才能显现出参战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利益当真在议和席上吗？”他预计将来的议和会必然会被列强所把持，所以，议和会上的发言是否有效，将由这个国家的国力所决定，这是无须深论的。他还认为参战必将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宣战，投入漩涡，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终还是我国人民。民心离散，当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参战应该特别慎重。最后，他建议对于参战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尊重国会，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以“符合法治之义，而达宪政之途。” 在这封电文里，唐绍仪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品质。战后巴黎和会的结果证明，唐绍仪的推断是正确的。 5月10日，议院开会审查参战案。段祺瑞唯恐参战案不被通过，就派出招募的所谓“请愿团”、“公民团”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旗号包围了国会。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和“公民团”们高呼口号，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扬言国会“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据《中华新报》揭露，所谓“请愿团”和“公民团”，多系招募而来的苦力和便衣军警。 面对“公民团”、“请愿团”的无理取闹，不但反战议员气愤转盛，而且原本赞成参战的议员也纷纷转而反对参战。唐绍仪得知此情后，立即与孙中山等人联名通电，严斥扰乱国会之暴徒，抗议段祺瑞的卑劣行径，要求北洋政府立即严惩扰乱国会的肇事者和伪公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揭露了段祺瑞借日款1亿日元以扩充军队的秘密后，国内反段之舆论更加沸腾。5月30日，黎元洪发布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段祺瑞一面出走天津，一面指使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原基等人宣布独立，通电促使黎元洪退位。黎元洪无奈，在请徐世昌、梁启超调解未果的情况下，被迫答应让张勋出面调解。 6月14日，张勋令军队入京，自己留在天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在天津寻得段祺瑞、冯国璋、陆荣廷、徐世昌等人对复辟的支持后，即入京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段祺瑞见势如此，即接过了反复辟的旗号，率军驱走了张勋，然后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仍旧充当他的内阁总理。此时，黎元洪不敢再当总统，被迫通电下野，转推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6） 张勋复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对段祺瑞将借平定复辟的机会驱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军事专制具备了相当的戒备。唐绍仪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经过会商局势，决定将国会和政府移设于上海，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领导并督促全国的护法运动。7月6日，孙中山本人自沪率“海琛”、“应瑞”两军舰南下广州，着手筹组政府。22日，唐绍仪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继孙中山之后率领舰队南下护法。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成立了段派军人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段祺瑞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同时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制造新宪法，立图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政府。而南方的国民党人则决心以旧国会为基础，以武力争回法统。于是围绕着《临时约法》的废除和恢复以及旧国会的存去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这场角逐的实质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27日，非常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21条。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现由国会议员组成，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为止。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根据非常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军政府专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维护旧国会而建。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 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立局面的进一步形成，这也是自护国运动以来唐绍仪追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掀起的又一次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高潮。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自己的阶级属性，使得唐绍仪开始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已失去信心。唐绍仪是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主要学习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加上年幼，留学期间根本上无法系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归国后又长期致力于外交和政务，无法认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过程中，对孙中山所建立的军政府开始持反对意见。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因此，在孙中山建立广州军政府时，唐绍仪就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在他看来军政府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的文人治国的体例。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29年，他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挂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工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他还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7） 1931年“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 六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唐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作“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要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团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赴唐宅长谈，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30日上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便让仆人上楼取款。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后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一头栽倒在地毯上，脑浆与鲜血满地流。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大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到仆人发现唐绍仪被刺，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流血过多，且年迈体衰而死。 消息传出，上海舆论一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其实对于唐的死有多种说法，以上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人说唐死在日、国两派对其的争夺中的。 参考文章： 《唐绍仪之死》，作者：袁钟仁 《“古董商”斧劈唐绍仪》，作者：经盛鸿 《暗杀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作者：艾经武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1） ·汪和蒋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宿敌。汪几次和蒋争权夺利，都归于失败 ·1938年冬，日方改变了侵华策略，开始在政治上进行诱降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叛国，蒋介石十分恼怒 ·蒋介石下刺杀令，戴笠以香港为指挥中心部署刺汪 ·河内中国总领事馆为刺汪活动据点 ·戴笠挑选十余名军统精干人员先后到达河内执行刺杀任务 ·河内刺汪一波三折 ·1939年3月20日晚刺汪不成，误杀曾仲鸣 ·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揭露了蒋介石的与日和谈企图 ·1939年5月初汪精卫秘密乘船到了上海 193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一年有余了。然而情况并不像日本当初所预料的那样：“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日本人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他们在中国战场上连连受挫。于是日本人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在政治上进行诱降，近卫文■两次发表了对华声明。 就在中国国内众志成城抗日救国之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和平运动，曲线救国”，此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绝非等闲之辈，他年轻时颇有革命抱负，早年曾经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而名噪一时。继而又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宿敌。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一直想要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单独掌握一个政权。汪精卫一度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却决心与革命为敌，1927年他继蒋介石之后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随后他和蒋介石争权夺利，几次组织反蒋活动，但每次都归于失败。1935年，蒋汪合流，蒋介石主军，汪精卫抓党，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和国民政府副主席。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权一度积极抗战，但汪精卫却极力反对抗战，主张投降。他带头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他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痛斥。但汪精卫决意在投降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惜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乘飞机出走河内。29日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1939年春密令戴笠派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主张对日和谈的汪精卫，要在汪尚未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把他除掉，不料此次行动却杀错了人。 历史留给后人的，是几许沉重，几许悲慨。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古人的诗句可为汪精卫一生作很好的评价。 一 1938年7月起，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借口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会议，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暂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20日，日本方面得到了汪精卫已到河内的消息。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但蒋介石想错了。 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2）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华南日报》公开发表了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艳电”。据后来曾经担任过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郭秀峰说：“艳电”的文稿，当时是由陈公博、周佛海从河内带往香港交与林柏生的。内容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公开投日的宣言书。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汪精卫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放弃武装抗日，与日和谈。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3） 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 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 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1939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对日公开投降也大为光火，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并下令“严缉惩办汉奸”。 蒋介石还有点不甘心。汪精卫就这么跑了，他的脸上犹如挨了一记耳光。最好是能把他劝回来，自己的面子也可以挽回来。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对汪精卫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汪精卫过去的心腹谷正鼎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于是乎，谷正鼎又带着蒋介石给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和50万元巨款第二次来到了河内。谷正鼎对汪精卫陪着笑说：“汪主席，委员长说了，你们可以到欧洲去作长期旅行，钱和护照都在这里。” 汪精卫冷冷地哼了一声说：“前几年他几次暗中整我，把我赶到国外去，我每次不都从外边回来了吗？去来何尝得到过他的什么护照？至于钱，我也用不着他的。” 谷正鼎碰了个钉子，脸上讪讪的。他勉强笑着说：“委员长说了，对日本的和、战问题，大家还可以商量，汪主席要是对国事发表主张，那就写写文章，发发电报，委员长任何时候都很欢迎的。”汪精卫面无表情的不吭声，谷正鼎于是接着说：“委员长说了，只要汪主席不再重新组织政府，一切都好说。大家以后还可以合作。” 汪精卫冷笑一声：“你以前也跟过我。我这么多年来老是受他控制，你不知道吗？”谷正鼎无言以对。汪精卫一直想单独掌握政权，如今好不容易得来这样一个机会，他冒着杀身之险才逃出重庆，如今又岂肯因为蒋介石特使的几句甜言蜜语就半途而废？ 汪精卫越想越来气：“他今日又何必多此一举？我永远不会与他合作了！”说完此话，汪精卫起身便走，谷正鼎撂在那里坐冷板凳。谷正鼎只得拿起钱和护照，无功而返。 汪精卫望着谷正鼎的背影，火气消了一点。他的心中又升起另一种担忧。他叹口气，对身边的陈璧君和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之后，要多加小心。他（指蒋介石）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汪精卫深知蒋之为人，他的估计不会有错。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4）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听了谷正鼎的汇报后，知道这个局面已无法挽回。他决定对汪精卫采取强硬手段——立即找戴笠密谋，监视汪精卫的一切行动，并随时进行暗杀，同时要求一定要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制裁。 二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答军统在暗杀方而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调兵遣将。他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 陈恭澎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 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威胁，坏消息不断传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在过境时连枪都不能带。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身在汪精卫很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就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要除去汪精卫的决心。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澎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陈恭澎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陈恭澎对其考察了一番：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5）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澎很懊恼。而且此次狙击失败，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情况。特务们经过研究商讨，决定孤注一掷尽快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 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陈恭澎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澎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澎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他们以为是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澎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开枪，曾仲鸣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腰背，他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澎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澎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三 原来当晚的情形是这样的，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殊不知就在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6）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璧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汪精卫以此说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与日本谋和井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 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的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而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自人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澎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希望他去力挽狂澜。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实施制裁。 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四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1939年3月22日，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冯·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哄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1944年11月10日，巨奸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11月23日安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炸开汪精卫的墓，将汪的棺材遗骸运往火葬场火化。 参考文章： 《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郑瑞蜂，团结出版社 《“军统”赴越追杀汪精卫》何立波《湖北档案》2005年第8期 《河内刺汪秘录》，作者：王方南，团结出版社 《军统四凶—特工王戴笠的四大杀手》，作者：金山 《河内刺汪经过》，作者：申元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1） ·张宗昌之死，传言颇多 ·张的外号：“狗肉将军”、“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 ·以刺杀革命党人陈其美一案发迹 ·一生好赌成性，挥霍无度 ·祸鲁三年，民不聊生 ·第二次北伐结束，亡命东洋 ·韩复榘夜起杀心，密谋除张 ·郑继成替父报仇杀张宗昌，一时之间成为英雄 ·张死后无人抬尸，买不到棺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处于不统一和不平衡状态，人民生活痛苦，国家极其贫弱。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年代，社会无理智和秩序可言，有枪就是草头王。因而，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和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是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社会历史原因。 张宗昌是民国时期奉系军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是军阀混战时期杀出来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军阀。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团长起家，后来一跃发展成为拥有十余万兵马、占有一方土地的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他的一生活动轨迹折射出军阀混战史中旧中国最为黑暗的一幕。 1932年9月3日下午，曾任“山东省督办”、“安国军副总司令”的著名军阀、“义威上将军”张宗昌在山东省首府济南车站遇刺身亡。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在当时流传着几种说法——有的说是郑继成为其继父郑金声死于张宗昌之手而报仇雪恨；也有人说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指使杀手下手；更有甚者说这是山东人民对张宗昌恨之入骨而推举刺客开的枪……一时之间，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本文就将揭露张宗昌罪恶的一生和郑继成行刺张宗昌一案的真实内幕。 一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1882年2月13日。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即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就是公开的走私贩毒。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贪图女色的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此外，张宗昌还有两个其他的绰号，因为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故张宗昌有“狗肉将军”绰号。又因为他打仗时进军和撤退都快，人又送绰号“长腿将军”。 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16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他先是在抚顺挖煤，后至哈尔滨为赌场守卫，再后到了海参崴，因体格高大，膂力过大，擅长枪法，精于骑射，又天生一副绿林豪使的个性，交朋结友，挥金如土，所以很能得到当地流氓地痞的拥戴。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张宗昌感到有机可乘，于是带领一帮人马来到上海，投机革命。在陈其美（英士）部下李征五门下担任了光复军的骑兵团长，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2）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全国掀起了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时，此时江苏省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于是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的骑兵团在讨袁战争中被彻底打败，于是他前线倒戈投降了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所不放心的，是陈其美，因为陈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是怕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大局就拱手让人了；为了保全东南，势必要除掉陈。袁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要巩固东南，尤其江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陈其美是冯的最大威胁力量，冯要除陈，和袁的立场是一致的。 南京浦口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心腹，袁命蔡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和张宗昌是赌友，两人均精于赌博，因此相知甚深。有一天蔡约张打牌，张赴约，只见蔡一人，很是奇怪，蔡乃延入内室，郑重问张有没有胆子替老头子（指袁）干一件重要工作。张这时屈居冯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袁有密令，立即答允。于是蔡乃去电北京，第二天袁有密电给冯国璋，命张宗昌克日来京。冯乃令张即日去北京一行。张来京见到袁，袁即授以杀陈其美任务，且予以大洋5万元。张返南京，冯询以赴京经过，张对冯说：“大总统交我一个任务，是极秘密的，可是我对督师却不能不说，总统要我找人刺杀陈英士。”冯听张所说，即表示支持，因为陈其美在上海对冯亦是一大威胁。张宗昌于是携巨款赴沪，可是如何实现刺陈计划，亦颇费周章，因为陈在上海的活动也很谨慎，北洋的人是无法接近的。正当他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时，却在一个偶然机会中碰到了曾当过他的排长，但被他斥革的同乡程子安，程见到张极力表示感激，因为程接到家书，知道张回掖县时曾经去谒见程母，且送了300大洋，所以这次在上海见到同乡老长官，非常亲切。张问程现干何事，程说在陈其美处跑腿，混混日子而已。张进一步询问，程言及在陈左右颇受排挤，极不得意。张闻程言为之心动，乃相约第二天赴长三堂子欢聚。第二天相晤，酒酣之时，张悄悄对程言及刺陈事，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劝程负责策划一切，程亦欣然慨允，遂积极布置。恰好这时陈其美正因讨袁军军费奇紧而在多方筹款，袁世凯的心腹走狗赵秉钧乘机令人设下圈套，许以援助讨袁军费，诱使陈入彀。1916年5月18日，化了装的程国瑞等以签约为名，找到借居在萨坡赛路14号日本人上田纯三郎寓所中的陈其美，开枪将陈当场打死。后来证实袁世凯为了杀陈付出了70万大洋的赏金。烈士的鲜血为张宗昌铺设了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曾追祭陈英士，且亲撰祭文，有云： “……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勿瞑目。曾不逾月，贼忽自殂，君倘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 三 在袁世凯、冯国璋的支持下，张宗昌一路官运亨通，很快由旅长升为师长。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冯国璋的身死，张宗昌失去靠山，只得逃往北方，转而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当年张宗昌曾在这一带混过，以豪爽侠义出名。这些小头目有的是张宗昌的熟人，有的听说过他的名号。他们听说张率部前来，纷纷叛变了高、卢，最后还将高、卢绑起来献给张宗昌。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就解决了张作霖多年派重兵都未能征服的高、卢，他把接受的土匪收编成了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不久就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和中东路护路军副司令。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他不断扩大兵源，除了招收在东北的山东人入伍外，还派人到山东老家招兵买马。不久，俄国内战，500余名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3）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加上张宗昌又好赌成性、挥霍无度，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于是，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以弥补军饷不足。张宗昌势力的扩大，引起了奉系实力人物的怀疑和妒忌，种植鸦片扩充自己实力的事更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张宗昌又想法笼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后来在举行军事演习时，由张宗昌的部队与李景林部进行对练，正好张作霖与高级幕僚都去观看，只见张宗昌的人马人人争先，乱七八糟的往前冲，一下打乱了李景林部的阵脚，李部支持不住，节节败退下去。张作霖没见过这种打法，心想也许这种乌烟瘴气的打发还真能对付正规军呢！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冯玉祥部早有回京政变的打算，因而未赶赴热河前线，张宗昌等人在热河未遇到劲敌，9月15日就进入热河省境内45里。22日攻入开鲁，挺进朝阳，热河都统米振标的外八营一触即溃。30日，张宗昌部轻松击溃直军王怀庆，占领了凌源。10月6日，张宗昌旅来到直军董政国部的警戒地带茶棚。董的主力部署在茶棚南面十五六公里的玉麟山上，易守难攻。张宗昌凭借收编的白俄部队的大炮，最终取得玉麟山一战的胜利。接着他又攻下冷口，乘胜到达滦州。稍作休息后，他又挥兵前进，过芦州、昌黎直到天津，一路不仅未遇多大抵抗，还乘机收编了不少直军部队。“长腿将军”的外号由此而生。 1924年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争夺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皇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4） 四 张宗昌主鲁，实为“祸鲁”。他主鲁的三年，成为山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黑暗、最腐朽的阶段。张宗昌从1925年5月到济南接位。到1928年4月兵败逃往日本，三年内，在山东不断扩大军队，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山东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绝后的暴行记录。 他任军务督办期间，政治腐败、劣迹斑斑。他在军政各部门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军阀机构。他令其两个姨太太分掌督办、省长公署印信。对于前来投奔的老乡，不论品行如何一律委用，形成庞大的“掖县帮”。“会讲掖县话，就把马刀挂；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张宗昌一伙官僚、军阀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在山东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辟逆流，他们还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镇压了青岛大康等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屠杀了李慰农、鲁伯峻、胡信之等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了山东农民红枪会组织的反抗斗争；他甚至滥杀无辜，杀人如麻，手段残忍，令闻者色变。民间流传“切开亮亮”、“听听电话”的谚语，因为这是张宗昌的酷刑之一。所谓“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这些酷刑不断的落在人民的头上。 张宗昌在经济上更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人民的血汗来维持他巨大的军费开支。他先从金融方面入手，设立山东银行，垄断金融业务，巧立名目，滥发纸币，山东顿成纸币世界。同时加捐征税，其间山东捐税计有五六十种之多，如：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一次善后特捐、地丁军事特捐、漕粮军事附捐、李董堵口附捐、赈济附捐、河工特别附捐、汽车路附捐、营房捐、军事借款、善后公债、烟酒税费特捐、纸币执照捐、烟种捐、烟苗捐、张宗昌生祠捐、张宗昌铸铜像捐、养狗捐、人口捐、青菜捐、娼捐、狗捐……时人撰联讥之曰：“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他督鲁一年，税收已经征到13年以后的1939年了，引致民怨沸腾。他还向银行、商会及其他机关借款，实则借而不还。张宗昌督鲁的三年即敛财3亿多元。他搜刮的钱财，一部分用于战争，其余则用于挥霍，其生活极其奢华铺张，荒淫无耻。时人谓其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这就是“三不知”将军的来历。 张宗昌拥有庞大的军队，他不明吏治之道而又穷兵黩武，争城夺地。张宗昌督鲁后，已被北京政府提为上将军，但他除了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外，并不多顾政事，他更多的还是参加军阀混战。他到任不久就爆发了浙奉战争、鲁豫战争，他在军阀间分离联合，战事频起。1925年9月，自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联合吴佩孚反奉。10月，张宗昌立即进兵抵抗。他依靠白俄部队的装甲车，曾俘获了孙传芳的一个前锋团。但在安徽固镇一战，张部大败，老五师师长施从滨被俘杀害，白俄队也几乎消灭，张宗昌只好退回济南。同年，他将自己的部队河直督李景林部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与吴佩孚言归于好，联合进剿冯玉祥的国民军，迫使冯部从北京南口退出。 连年征战，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当时百姓中流传的民谣，即道出了人民的切齿之恨：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三年之内，人民反抗张宗昌的斗争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农民造反，工人罢工，学生上街，士兵倒戈，张在山东的统治岌岌可危。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说“名帅不斩俘将”，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像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5）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吴佩孚等人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五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一山不容二虎，哪里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1932年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会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他心里一震，张宗昌的势力他是有耳闻的：张宗昌当山东督办时坐镇济南，拥有十万大军；4年前败出山东时，仅率部五万，扣除伤亡，确有二三万散兵留在山东。现在张宗昌口出狂言，是否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暴露？然而韩复榘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陪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北平返回济南。前面说到过1927年张宗昌与冯玉祥交战时，处死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为他今后的遇刺被杀埋下了伏笔。韩复榘回到山东后，找到了当时任山东省议员的郑继成。郑继成本是郑金声的侄儿，郑军长无子，所以为叔父承嗣，称郑金声为父。韩复榘对郑继成说道：“令尊郑军长在世时，我跟他曾同在焕章将军（冯玉祥字焕章）麾下效命，既有兄弟之情也有共事之谊，不想孙军中竟惨死于张宗昌之手，实在使人扼腕叹息！贤侄可曾想过为军长报仇？”郑继成一听，连忙站起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当时就在父亲灵前立下誓言：必手刃凶手张宗昌以慰英灵！虽时隔五年，报仇之心不泯，只是苦无机会遂愿。”韩复榘拿出张宗昌即将来鲁的电报：“眼下机会倒是来了！”于是，韩复榘对郑继成如此这般的密语一番，郑继成心领神会匆匆而去。 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6） 中午，韩复榘在自己的寓所设宴为张宗昌饯行。席间除了韩复榘、张宗昌外，只请了石友三和金寿昌作陪。席间韩复榘频频劝酒。狗肉将军堪称海量，平时喝两斤烈酒也不会醉倒，但这次一因赴鲁未果，二因祝巫婆“病危”，心绪不佳，只喝了半斤就已然晕晕乎乎，脚下不稳了。正值席间耳热酒酣之时，石友三要过张宗昌的新式德国手枪细细欣赏，把握之下爱不释手。张宗昌见状，便十分豪爽地将他的手枪送给了石友三。石友三拱手作揖，连声感谢。几个人又喝了一会酒，看看已是午后两点，便结束了。韩复榘叫金寿昌扶张宗昌去客房稍作休息，又派了勤务兵去帮忙打点行李。 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为数众多的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现场还有不少新闻记者。张宗昌不知这是韩复榘为了表白自己跟即将发生的凶杀案无关而故意安排的众多目击者，反认为是对自己的尊重，不仅得意洋洋。列车预备铃打响了，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然后又转身站在车厢门口向站台上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就在此时，郑继成从人群中一跃而出，抢上前去，举枪冲张宗昌骂道：“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言毕，急扣扳机，不料这枪没有打响。 张宗昌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大惊失色，来不及多想就跳下火车，沿着铁轨逃窜。郑继成跟在后面紧追不放，他抬起手枪对着张宗昌又是一枪，但是子弹又没有打响。这时，张宗昌的马弁见状不妙，也拔出手枪追赶，瞄准郑继成就是一枪。也是郑继成命大，正巧此时在铁轨上绊了一下，前仆跌倒，子弹从头上飞过。张宗昌的马弁还想赶上去补枪，结果被后赶过来的郑继成的帮手陈凤山一枪撂倒。 车站的十股道上停着一列兵车，上面的士兵见到这边发生枪击，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一起乱打枪。一时之间，车站枪身大作，场面混乱。郑继成从铁轨上爬起来，抬眼一看张宗昌已经跑出20米开外，急忙再次举枪射击。他的枪经过一摔，竟然打响了，把张打倒在第七轨道旁。郑继成和陈凤山急忙赶上前去，对着张的头部连开两枪，张宗昌当即死亡，污血留在铁轨上。此时郑继成返回站台，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车站上送行的人已作鸟兽散，只有韩复榘等人和他派来维持秩序的军警还在。韩复榘见自己的计划已经圆满成功不禁心中暗喜，表面上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指着郑继成喝道：“给我拿下！” 当时车站上正好还有一列客车未发，车上的乘客听说打死了张宗昌，竟然鼓起掌来。一名学生还专门下车对郑大呼：“郑先生，你真大英雄，大豪杰！中国不亡者即在于此！” 六 9月4日后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山东和全国各地，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人前往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要求探望郑继成。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的临时会客室，所长还让出了自己的值班寝室作为郑的住所，他受到了极大的优待 一周后，各地仰慕这位英雄的人们纷纷前来馈赠礼品、慰问致敬，络绎不绝；慰问电函更是雪片一般的飞来。由山东各社会组织、民众团体倡议，全国各省数百团体纷纷向国民政府发出请求特赦的电报，主要理由是：张宗昌祸国殃民数十年，罪大恶极，通缉令尚在，人人得而诛之。 冯玉祥听说此事后也设法营救，冯玉祥当下派人给老部下、济南市市长闻承烈送信，托他找出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曾对张宗昌下达的通缉令；再安排人给郑继成写申辩状请求南京最高当局赦免；还叫人搜集了郑继成的平生事略、报仇经过，撰写成文，和济南72个同业公会请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文并在一起，合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 时隔不久，南京政府的特赦令颁布，郑继成走出了看守所。郑继成之所以被当局特赦，不光是由于各方说情请求特赦，更因张宗昌原本就是北洋军阀的余孽，多年来与国民政府为敌，不仅曾是当年刺杀辛亥元勋陈其美的主谋，且是个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劣迹昭彰，罪恶累累的大恶棍，国人皆称该杀。 各种渠道的报道都说张宗昌是郑继成为父报仇杀死的，其实在他遇刺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疑团： 张宗昌是土匪出身，是有名的神枪手，要是有枪在身，十个郑继成也不是对手。而案发当天，偏偏事有凑巧，送别宴上石友三夸起张的新式手枪，颇有爱不释手之意，张终于将随身手枪送给石友三。是否石友三设计下了张宗昌的枪，众说纷纭…… 在张宗昌逃跑之时，正好车站上停有一辆兵车，也在混乱中开启抢来，而郑确未伤毫毛，验尸时张的身上确有不少步枪子弹的痕迹。是否预先布下伏兵，无人得之…… 反正张宗昌死后，却无人愿意抬尸，张的参谋长出50块大洋的高价，得到的回答是：“别说50元，就是500元、5000元也不抬”，最后只好上头下令由士兵抬走。 市场中商店谁也不肯卖给张穿的衣帽，连棺材铺也拒绝出售棺材，最后只好强行征用。 恶贯满盈的张宗昌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参考文章： 《“三不知将军”张宗昌死亡之谜》，作者：黄国平 《山东省督办张宗昌死亡之谜》，作者：东方明 《北洋军阀史话》，作者：丁中江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1） ·早年投身民主革命，曾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 ·南北议和后，赴美留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 ·在南京任教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4年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 ·生性耿直，刚正不阿，拒收贿赂 ·1925年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31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撰文，首次向世界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 ·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枪击遇难 ·杨遇害后，各界人士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欲行独裁的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终令蒋杀机顿起，决定用暗箭铲除异己。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遗著有《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 杨杏佛被杀后，鲁迅极度悲伤，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对于杨杏佛的死因，一直沿袭一种观点——“杀杨儆宋”说。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先生认为“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沈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新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认为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本文就将介绍杨杏佛被杀一案的前因后果。 一 杨杏佛（1893—1933年），名铨，江西省樟树市大桥乡（现更名为大桥街道办事处）杭溪村人。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表现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志向。1911年加入同盟会，同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即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当时校址在河北唐山）。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投身民主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到南京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同年春参加南社。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后，因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11月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 191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杨杏佛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2年，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向国内传播科学救国的思想。 在南京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是杨杏佛教授，1919年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举办之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教育与劳动问题”的报告，他说：“当劳动者自身向资本家攻击时，劳动者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劳动者向资本家攻击的武器之一是教育”。他支持《南京学生联合月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刊》、《南高、东大月刊》，他发表过“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著名论文。 1922年5月5日东大学生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举行活动，请杨杏佛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革命活动，事后成立了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广大青年开展了3个研究课题，推动与加速了东大党团建设。1922年就有东大学生谢远定、李国源、吴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另一位非东大学生，他们4位成为南京地区第一批党员。杨杏佛在东南大学商科任教授，当时在商科任教的有胡明复、马寅初、孙本文、胡润德、沈籁清、林志煊、邝先林、林振冰、徐广德、唐庆治、莫迪、费勤等，全部是留美回国的学者，另有美籍教师1人，法籍教师3人，教师阵容强大。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2） 南京在中国大学史上首开女禁，提倡男女同校的决策人是校长郭秉文和教务长陶行知，坚决支持大力推行的则是刘伯明、杨杏佛和陆志韦等几位著名教授。1920年夏曾招收正式女生8名、旁听生50名，引起社会哗然，原定北大联合同时招生，但北方迫于压力只收几名旁听生，这是南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且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在此时任教于东大文科。 杨杏佛经常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接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因而遭到了校方忌恨，被迫离校。1924年杨杏佛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孙中山奔走南北，奉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深得信任与赏识。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次年3月孙中山病逝，被推为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就在他在自由与民主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1933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 二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他的两件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不肯在袁手下做事，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决定斥巨资80多万两白银，在南京紫金山第二峰的南麓修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举为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国民党中委沈涵认为这是个肥缺，做梦都期求。杨杏佛为了保证中山陵的工程质量，决定公开招标。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许多一流建筑公司，纷纷投标竞争。为了达到中标的目的。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往杨杏佛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沈涵对杨杏佛非常嫉妒，想取而代之，便设计陷害他。沈涵派亲信刘发，谎称是大同建筑公司的，叫杨良光，到杨杏佛家里送去金砖10块及山珍海味两大包，请他在研究工程招标时给予关照。杨杏佛收了“杨良光”的礼，打了收条，签了字。刘发拿着杨杏佛收受贿赂的铁证，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杨良光”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杏佛心里纳闷：一是谈话时，他用错了几个专业术语，不像是搞建筑工程的；二是送如此厚礼的，独此一份；三是似曾见过。于是悄悄紧随其后，一直把“杨良光”护送到沈涵的家门口。 杨杏佛将此事向宋庆玲作了报告，宋庆玲听后无限感慨，把一张折叠的纸条交给了她。杨杏佛打开一看，惊诧不已，问：“我写的这张收据怎么会在您这里？”宋庆玲说：“沈涵恶人先告状，编造谎言，说什么他意外得到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于是就送我这里来。”杨杏佛脸上露出了微笑，说：“您看到我亲笔签名的收条，就一点也不怀疑我？”宋庆玲睿智地笑笑：“那天，我一看到这张收条，心里就想，这是一条多么巧妙结实的绳索呀，沈涵这只老狐狸被你套住了！” 投标中山陵工程的建筑公司近40家，其中的19家给杨杏佛及其下属送了礼。招标会之前，杨杏佛带着他们，包括化名“杨良光”的刘发，参观了礼品陈列室，当他们各自看到自己的公司名称和所送礼品时，十分尴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同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3）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 1931年他亲自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CommunistSituationin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这篇报告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红色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要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等人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入侵日军时，杨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伤病员，同时集合上海科技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帮助军队准备后方工作。 1931年12月2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被蒋指使特务逮捕后秘密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加上对蒋介石一派消极抗日的不满，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专门保护与营救所有抗日爱国“政治犯”，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爱国团体。同年12月，同盟正式成立，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参与组织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任执行委员。1月下旬又去组织同盟北平分会，并考察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生活情况，呼吁废止种种侵害人权的反动法律、法令。3月，与宋庆龄等一起推动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杨杏佛在反动派的压力和恫吓面前，英勇无畏，坚持斗争，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做了大量的工作。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以威吓民权同盟领袖。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杨杏佛被杀的原因都持“杀杨儆宋”说，蒋介石以刺杀杨杏佛，来警告宋庆龄和蔡元培。根据沈醉的回忆是这样的：“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4） 而廖大伟教授在《“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杀杨是必然的，此举并非冲着警告宋庆龄、蔡元培而来，长期流行的‘杀杨儆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杀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将枪口对准杨杏佛，既有杨个人的因素，也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整体考虑。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他就已“离经叛道”，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令蒋恼羞成怒；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任总干事，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祸害。若除掉杨，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不能发挥作用了。 三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4、5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六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18日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2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5）第六章 军统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四 杨杏佛遇刺身亡的当天上午11时，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连续开了7个小时，商讨善后问题，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缉拿凶手。宋庆龄获知噩耗，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这一暴行。19日，蔡元培对《申报》记者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20日他率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举行公祭时，泣不成声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然而贼喊捉贼，过德诚被捕后不足10天便在监狱中神秘“中毒身亡”。随着这个最重要的人证的死亡，“杨杏佛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杏佛、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杏佛的葬礼，是在6月20日一个夏日雨天举行的，上海各界人士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再汇报给蒋介石。当时去的人中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她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宋庆龄在杨杏佛被杀后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促进了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政权的过分行为的反对。 当日前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在杭州，郁达夫写了《闻杨杏佛被害感书》：“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在北京，许德珩奋笔写下《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邹韬奋说“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于他，他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参考文章：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作者：［美］魏斐德，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作者：沈醉 《杨杏佛：为人权流血第一人》，作者：傅国涌 《“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作者：廖大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 s ---（完）---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hu99.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